然而，布里茲涅夫帶領的時代，也僅止於如此而已。接下來，蘇聯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上，都開始產生了停滯。由於布里茲涅夫本來就是被以「最安全的領導者」的前提選上的，因此他胸中並沒有進行根本改革的意圖。幹部靠著人脈與關係就能在政府中橫行的腐敗現象，以及老人政治化等問題都隨著時間過去愈來愈嚴重。此外，以身為工業中心、在將來也是該國最優先發展部門的機械製作工業為例，它們所生產出的產品，當時只有將近百分之三十有達到國際水準，電腦部門的部分，平均起來也大約慢了國際腳步十年。不僅如此，農業生產力的部分也一樣低迷；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階段中，以穀物的單位收穫量（一公頃產多少噸）來比較，比起美國的四點二，蘇聯只有一點四，僅占美國的三分之一，這數據甚至比起隔壁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波蘭都還低。一九七○年代末期，蘇聯的經濟成長趨近於零，讓重視國防產業的系統漸漸走向了破產的危機。
在這樣的背景中，「社會性的腐蝕」也非常嚴重。人們無精打采、對事情漠不關心，造成了酒精中毒與犯罪案例的增加；勞動規律鬆弛，曠職狀況愈來愈多，勞工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喝多了」。住宅問題、大眾消費財與藥劑不足的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此外，非法交易橫行，若包括公認的個人副業經營在內，當時的「地下經濟」推測共占了GNP的百分之二十五。就連黨報《真理報》也承認「不管是哪個家庭，只要你試著在節日前去拜訪，你肯定會因為商店貨架上所沒有的東西，竟然全備齊在他們桌上的景象而感到吃驚。」
以上的情況，即使在撻伐史達林時代過去之後，身為國家骨幹的官僚體系，仍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只能將它完整地「交接」下去，持續著「權威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儘管人們的目光，已朝向「充實的私生活」望去，但其實它的根本中，卻慢慢發生著「動脈硬化」。
一九八○年，莫斯科「風光地」舉辦了奧林匹克。同年，波蘭組織了自主工會「團結工聯」，再次提起了關於「社會主義體制之正當性」的根本問題。隔年，就任美國總統的雷根強硬態度對待美蘇關係，打出了需要龐大成本與科學技術的「星戰計畫（SDI）」。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八二年過世，而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則雙雙因為年事已高，在位期間都不長。此時，不管是誰都能了解到，蘇聯所需要的是一個年輕的領導者。一九八五年，在這樣的背景中，當年五十四歲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粉墨登場。
戈巴契夫的重建計畫與蘇聯的末路
戈巴契夫出生於集體農莊中的農家，那處集體農莊位在俄羅斯南邊的斯塔夫羅波爾。戈巴契夫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就在老家的青年團內工作。在布里茲涅夫時期中，戈巴契夫在一九七八年被拔擢為擔當農業方面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成為黨中菁英。兩年後，他進入政治局，再到了五年後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他以黨總書記的身分在政治世界中登場。在隔年四月底的車諾比核電廠事故發生後，戈巴契夫強烈主張蘇維埃社會的全面性「經濟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也就是俄文的「重建」與「資訊公開」。核電廠事故約造成了三千五百人死亡以及大量輻射感染者，人們不得不遠離災害地點，車諾
比周邊地區儼然成為無人地帶。這一場災難，同時給予了全世界的人心中最深層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