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當戴耀廷的文章在坊間傳播時，有記者請陳健民從同樣的學者身份解讀，他尚未預見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將會發生，他只是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心態，「學者就是這樣，很憂鬱，充滿無力感，覺得沒什?事情可以做」。在過去十年作為學界代表與中央對話，陳健民感到了失望。「你覺得學者寫一個好的方案，人家就會接受嗎？這個想法太天真。」
在接到朱耀明的電話時，身在巴黎的他剛剛與另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吃了一頓跨時很長的午飯。鄭宇碩表示，他正在與幾個泛民大黨派籌備成立一個能將所有泛民議員統合到一起的聯盟（即真普選聯盟。一年後，真普聯交出它的答卷，融合各泛民黨派共識的普選方案）。這是次前所未有的聯合，但兩人均感到，爭取真普選，單靠泛民眾黨派已經非常困難。黨派間缺少互信，「整個民主運動已經是分裂了，溫和派不願再去和中央談判了，激進派邊緣化，沒有影響」。
在過往，激進的政黨如人民力量、社民連也多次發動過短期的堵路與佔領行為，但由於人少，很快即被驅散，效果式微。作為一個更大規模的佔領，戴耀廷認為需要找到「過去不曾違法，或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參與」，以增加感召力，而且這個領袖應該是真誠的，有能力縮窄泛民分歧。他不認為自己是合適的領袖，接受《明報》專訪時，他公開推薦了陳健民、朱耀明。
與陳健民不同，白髮蒼蒼的牧師朱耀明更像一個街頭戰士，最有說服力的一段履歷是，他曾負責拯救六四事件通緝者的「黃雀行動」。從一九八零年代起，他即參與民主運動，是高山大會、民促會、支聯會的籌建者。他的過往生活經驗裏，也充斥著艱難與驚險，他是孤兒，童年曾流浪街頭。五年前，他腸穿孔，醫生預測只有五成活命機會，但他仍頑強地活了下來。如今，年屆七十歲的他，在香港民主派中享有廣泛的尊重，民主派元老司徒華病逝時，他是治喪委員會的召集人。
「你做不做？」電話中，朱耀明問陳健民。陳健民沒有直接回答，但以他對這位年長他近二十歲的老朋友的了解，他知道牧師的意思是，「你不做，我也不做，你要做，我就做」。他也知道，如果他一旦說不，戴耀廷獨力很難撐起佔中運動。雖然僅僅是被隔空點名，但他卻似乎被放置到了一個無法拒絕的境地。
戴耀廷缺少應對媒體和領導社運的經驗，他一再強調並不想擔任佔中運動的領袖，但隨著輿論持續發酵，在面對各路人馬的對談中，他不斷論述並完善「佔中」的理念，儼然已是眾望所歸的扛旗者。他也承認，作為「佔中」概念的提出者，他負有參與的道義責任。希望與憂慮同時存於他心中：「如果有人領頭繼續下去，可能影響整個香港的發展，但要是沒有人帶領，（佔中）就慢慢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