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依舊太平，佔領尚未發生。作為一場社會運動的「佔領中環」，從無到有，已經歷了許多故事。
■緣起
後來發生的這一切，相當偶然地開始於那篇專欄。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信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粗略地論述了「佔領中環」的原則、目標與方法。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當時他完全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他從二零零六年即在《信報》寫專欄。多數情況下，他不會收到關於文章的反饋，那些文字迅速地淹沒在過期報紙中。他從來不是一個有著生動有趣文筆的專欄作家，他的寫法和語感都充滿學術味道——換言之近乎乏味，他更習慣從法律學者的視角，寫對香港社會的觀察。哪怕是《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這個轟動的標題之下（他承認，這個標題是編輯改過的，原標題並未強調「最大」二字），內容延續了他沉悶艱深的風格。
「參與人數必須超過一個關鍵數目，若人數太少，警方可輕易抬走示威者」。他寫道，「只要人數超過關鍵數目，在香港，有一萬人以上應可以達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否則不能驅散示威者……」像在寫一本產品說明書，由一到八，他逐條寫下操作指南。
二零一一年，香港曾有過一次同名為「佔領中環」的示威，為回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幾十名反對者在中環的匯豐銀行底座的公共空間裏佔領了十一個月。但那次佔領，規模極小，既不影響公共安全，也不影響匯豐員工的出入，和戴耀廷的「佔領中環」截然不同。
事實上，這不是戴耀廷首次論述「佔領中環」。二零一零年同樣在《信報》專欄，他分析香港如何爭取普選時，提過類似的建議。那篇文章沒有激起任何反響。
站在故事的起點看，《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命運將如他刊發於報紙的過往專欄一樣，很快被人們拋在腦後了。在發表後第一個星期裏，這篇文章並無引起太多公眾關注，直到一個叫陳玉峰的獨立記者（她的本職是見習律師）向他發出採訪邀約。採訪初衷僅僅是一個法律人對另一個法律人產生了某種好奇：「為什?法律教授要大家犯法？」
「佔領中環」，從一篇被冷落的不足二千字的小文，到一項為輿論所熱議的雄心勃勃的龐大計劃，轉變是這樣發生的——陳玉峰很快寫出了一篇對談式文章，發表在「香港獨立媒體」的網站上。這篇閱讀門檻頗低充滿港式口語用詞的文章，真正開啟了傳播按鈕。傳媒約訪接踵而來。其中，《明報》副刊版刊發了最多「佔領中環」相關的重磅文章，先是戴耀廷專訪，繼而又發展為每週一篇他與不同政治人物（幾乎都是泛民主派）的對談，接連刊載了十二週。在這些碰撞中，關於一場全港動員公民抗命的理論脈絡逐漸清晰起來——「商討日」（即按階段設定議程，讓各界別展開討論）的概念出現了，而一些最初的設想得到了調整，比如放寬條件，不再限定參與者必須事後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