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討耗時太久與行動紙上談兵的指責，在過去的一年裏始終伴隨著「佔領中環」。不僅僅是學生，一些組織也早已等不及了，喊出需要在七月佔領中環。
「我從來都是溫和的，我到現在還是溫和的。」在二零一四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戴耀廷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做佔領中環的行動，是用現在的方式，而不是台灣學生一跳，就去採取對抗，就是因為我是文人」。
他承認佔中時間的提前是他必須面對的壓力。「我們不要隨便的出這張牌，因為只能出一次。最大的力量在於不出。不出，你就不知道（這張牌）有多大，可能是A，可能是3，你不知道。」
「佔中三子」與學聯領袖都有過多次溝通，每次都會勸，但似乎無法動搖年輕人的決心。「我相信當社會有這樣一種力量在滾動的時候，他們（佔中三子）也自然會參加在裏面。不是他們牽頭，大家跟著去走，而是群眾來判斷，到底這是不是一個時機。」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
從四月開始，學聯在香港八大院校進行為佔中而成立的「大專行動團」的招募。「已經有一百多個學生參加了。」在五月初，周永康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人數並不顯著，但周永康很樂觀：「在台灣你去佔領（立法院），也不過三百多學生，背後會有不同的民間團體去做支援。」
他的樂觀並非毫無根據。學校是個巨大的人力資源水庫——全港有二十一萬名中四以上的中學生，八萬五千名大學生，可能只需開啟一個豁口，洪水將傾瀉而出。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中，只有四百餘成員、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通過社交網絡和媒體宣傳，動員了十幾萬人圍守政府總部。
與很多談起時事滔滔不絕的青年不同（比如上任學聯秘書長陳樹輝），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周永康是個話不多的人，自我評價是「穩重、冷靜、謹慎」。但性格的差異，似乎絲毫不會影響學聯作為一個整體的走向，在佔領的時間點選擇、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等事項上，年輕的學生領袖們步調是一致的。
至少在泛民陣營內，天秤似乎正在倒向學生這一方。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佔領中環」普選方案的內部投票中，學界方案成了勝出的三個方案之一，獲得票數最多，超過了由十二個泛民政黨及團體和二十六位泛民議員組成的真普選聯盟的方案（請參考亞洲週刊六月一日號報道《戰場在中環之外》）。而六月底的「佔領中環」全民電子投票後，票數最多的方案，將呈交港府。
對於那場可能到來的佔領，佔中三子已經想好了退場機制，全體簽署意向書的人通過手機上的應用軟件做決定。這也許低估了廣場政治的複雜性——這恰恰也是很多民眾擔心的，原本和平的佔中運動會演變成流血衝突，但陳健民堅信不會失控。「在我們的培訓手冊裏，連（被拘捕時）用力掙扎都是反對的，因為可能傷害到警察。」
另一種的退場機制是：「站出來帶領群眾，去最近的警察局自首。」 採訪中，他偶爾也會言辭悲壯：「我們三個人第一天走出來，已經把整個生命放在這個運動裏了，坐牢都不怕了。」
中環的戰鬥尚未開始，各方的戰鬥還在持續。六月十四日之後的一週，佔中三子展開「毅行爭普選」的活動，每天連續步行十二小時，路途遍布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呼籲港人參與電子投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等頗有號召力的民主派大佬級人物均參與其中。而「幫港出聲」推出了一個聳動的視頻，用沙盤推演的方式，說明佔中發生後如何在短時間內即可形成災難性影響。也有人為反對激進，將本身行動激進化，「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在政府總部前發起了絕食。
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六月二十四日，警方在黃竹坑警察學校進行了一場應對佔中的預演。而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拘捕行動，這個地點也將成為臨時拘留中心。七一前夜，三千名警察將通宵在中環及附近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