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一切也不能全部歸於傳播上的偶然。佔領中環的口號，確實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在許多反對者看來，過往抗議行動——遊行、變相公投、小範圍堵路、絕食乃至光怪陸離的各種行為藝術，均效果有限，香港亟需一種更有效的抗爭方式。把目標瞄準香港的金融命脈中環，用佔領的方式將其癱瘓，無疑是當下最具爆炸力的手段。
這種玉石俱焚的威脅，過往未曾出現。多年以來，香港抗爭文化溫和，香港人向來為自己的教養、文明的秩序引以為傲。但現在，一些人想往槍筒裏，加入更猛烈的火藥。
這是回歸中國十七年之後的香港，越發嚴重的焦慮感與不信任感卻在人們心中蔓延。焦慮感源於香港人的自身生活，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年輕人上升通道受阻、陸港矛盾、經濟發展停滯，種種問題沒有因為回歸而消失，似乎變得更加嚴重了。而不信任感指向大陸，北京始終是一個遙遠卻近在咫尺的威權符號，而一切內地被封殺的負面新聞可以在香港通暢無阻，以至於被部分地放大了，「一國兩制」的承諾似乎岌岌可危。在這種情緒下，一些事件被賦予了公開事實之外的更多意義。
戴耀廷不是一個「突然民主人士」，早在八十年代他尚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就讀時，就曾作為學生代表，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他畢業後，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學術中——他甚至從沒想過要當執業律師。雖然他也是「民主發展網絡」（一個二零零二年成立的推動民主的政治組織）的成員，但始終保持著學界身份的距離，所做的事情無非撰文、聯署簽名，從未成為社運領導者。一個極為低調的人，卻提出了那些最高調最激進的人都未曾喊出的話，佔領中環。
「佔中是策略，要產生一種政治壓力。」他聲稱並不希望佔領中環這件事真正發生，早在他那篇起到檄文效果的專欄中，他寫道，「絕不可以隨便使用，必須到了最後時刻，也是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選的夢想徹底幻滅時才可使用」。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並不是所有人——包括站在他一方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話。
■佔中三子
電話是從地球的另一面打來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陳健民接到牧師朱耀明的越洋電話時，他正在法國巴黎開會。「我們被點名了。」牧師告訴他：「戴耀廷公開說，有兩個人能帶領佔中運動，一個就是你，一個是我。」
此時是二零一三年二月中旬。陳健民與戴耀廷相識十幾年，但直到此刻，他也沒有得到任何先前的知會。他從沒看過戴耀廷在《信報》的專欄，他的生活被大量的學術與社會工作佔據，他是中大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也是民主發展網絡學者組召集人、終極普選聯盟（二零一零年成立由多個泛民團體組成的推動普選的聯盟，後因政治分歧停止運作）的核心成員。很難將他定義為一個反對派，他的研究重點是內地公民社會，經常往返陸港之間，也曾多次參與中聯辦就政改問題的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