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VS反佔中 香港民主進程大鬥爭

香港社會從未面對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與社會動員。「佔領中環」運動正在香港推動全民公投，到六月二十五日已超過七十四萬人投票，推動者與反對者激烈交鋒。面對香港金融區被癱瘓的可能，警方一年前已開始部署。佔中陣營內部面對學生組織意欲將佔中提前至七月一日的壓力。佔中尚未發生，內外鬥爭越演越烈，並面對沒有退場機制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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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些東西，在香港這座城市中是恆久不變的，比如拼命三郎式的加班文化、實用主義至上的中環價值、嫁入豪門的傳說，以及，人們對民主的渴望。

「民主」是這座城市的公共討論中出現的高頻詞，然而不同的人對民主有著不同的理解。一個叫做「佔領中環」的運動正在以它所理解的方式推進香港民主，它自誕生之初就伴隨巨大的爭議，目前行進到關鍵節點——一場民間主導的特首普選方案的全民電子投票。

「佔領中環」主張，佔領只是一種威脅手段而非追求的結果，如果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的願景落空，才將發動民眾佔領香港的核心金融區。在佔領發生前，「佔領中環」希望用民意推動改革，火熱進行的全民投票正是重要環節。香港政府並沒有阻撓這場投票，但表明不認同其效力。三個備選方案裏都有公民提名（即達到一定比例的選民提名，即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香港大律師公會——法律界的主流意見是，這違反了香港基本法。投票面臨著一種悖論，對「佔領中環」的質疑者不會參與這場投票，或者說，他們已經用腳投了票。

但另一方面，這場投票似乎又彰顯了強大的民意，截至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已經有七十四萬香港人完成投票。除了「佔領中環」組織，泛民主派政黨、香港的學生組織均加入了這場投票動員，他們出現在地鐵站、十字路口、大學校園，宣講投票理念。然而大量投票仍是超乎組織者預測的。

電子投票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持，投票系統自六月十四日起——即投票啟動近一週前，受到黑客大量攻擊而暫停服務。當投票啟動後，網絡攻擊由最初每秒75Gb增強到每秒300Gb，系統並沒有再次出現癱瘓。供應商CloudFlare將保安升至最高級，通宵應戰調動人手及專屬伺服器化解了黑客攻勢。為了網絡安全考慮，「佔領中環」將原本三日的投票延長至十日。許多人認為北京主導了這場破壞。另一些人則認為，佔領中環內部的人自導自演了苦肉計，就像二零零四年台灣總統選舉前「三一九」陳水扁槍擊案導致選票飆升。但兩種觀點均沒有足夠證據支持。

全民投票的非官方性，決定了某些瑕疵不可避免。儘管十八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才有投票資格，但因為組織者無法獲得官方身份證數據庫資訊，只要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事實上都可以投票。電子投票系統也存在漏洞，冒用他人身份證以及以自動生成的身份證號碼也可以投票（只需通過手機號碼驗證，但香港手機沒有實名制，電話卡隨便買）。由於絕大部分的投票（實體票只有四萬九千張）是通過網絡完成，一些人質疑，票數被誇大了。

在回歸之後香港發生的諸多社會大事件如「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民教育」，香港的民意總能形成多數，但這一次，香港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分歧。

這種分歧似乎與信息結構有關——活在互聯網世界的八十後年輕人多支持佔中。在佔中問題上，不同立場的報紙通過不同的報道手法，同樣的事件會呈現多棱鏡效果，但傳統的新聞操作規範多少影響著報道本身。而這種束縛在社交網站完全被解放了。網絡生產的內容更容易演變得情緒化與片面化，而那裏恰恰是年輕人的天下，他們很少看報紙。

這種分歧也似乎與經濟利益有關——專業人士大多反對佔中。與尚未邁入或者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以及再無可失的基層貧困者不同，他們有著穩定的生活，香港社會經濟層面的核心矛盾如地產霸權、貧富懸殊，並不太困擾他們。他們並不是反對民主，只是在風險與收穫的評估上，他們保持了謹慎態度。

但這些歸類恐怕又未免簡單。個人的性格、成長經歷、對共產黨的好惡、對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好惡，所處的輿論場等諸多細分的因素，似乎都會影響對陣營的選擇。哪怕一個家族聚會的飯桌，也會為佔中化作辯論台，爭論的雙方可能是每天讀同一份報紙、收入相仿的同代人。

一些危險信號已經出現。幾天前，一百多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意圖攻入立法會大樓未遂。那場進攻是突然觸發的，民眾原本只是在大樓外示威區和平靜坐。這個事件與佔領中環無關，卻帶來一絲陰霾，組織者如何控制民眾的狂熱，讓人憂慮。

中環依舊太平，佔領尚未發生。作為一場社會運動的「佔領中環」，從無到有，已經歷了許多故事。

■緣起

後來發生的這一切，相當偶然地開始於那篇專欄。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信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粗略地論述了「佔領中環」的原則、目標與方法。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當時他完全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他從二零零六年即在《信報》寫專欄。多數情況下，他不會收到關於文章的反饋，那些文字迅速地淹沒在過期報紙中。他從來不是一個有著生動有趣文筆的專欄作家，他的寫法和語感都充滿學術味道——換言之近乎乏味，他更習慣從法律學者的視角，寫對香港社會的觀察。哪怕是《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這個轟動的標題之下（他承認，這個標題是編輯改過的，原標題並未強調「最大」二字），內容延續了他沉悶艱深的風格。

「參與人數必須超過一個關鍵數目，若人數太少，警方可輕易抬走示威者」。他寫道，「只要人數超過關鍵數目，在香港，有一萬人以上應可以達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否則不能驅散示威者……」像在寫一本產品說明書，由一到八，他逐條寫下操作指南。

二零一一年，香港曾有過一次同名為「佔領中環」的示威，為回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幾十名反對者在中環的匯豐銀行底座的公共空間裏佔領了十一個月。但那次佔領，規模極小，既不影響公共安全，也不影響匯豐員工的出入，和戴耀廷的「佔領中環」截然不同。

事實上，這不是戴耀廷首次論述「佔領中環」。二零一零年同樣在《信報》專欄，他分析香港如何爭取普選時，提過類似的建議。那篇文章沒有激起任何反響。

站在故事的起點看，《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命運將如他刊發於報紙的過往專欄一樣，很快被人們拋在腦後了。在發表後第一個星期裏，這篇文章並無引起太多公眾關注，直到一個叫陳玉峰的獨立記者（她的本職是見習律師）向他發出採訪邀約。採訪初衷僅僅是一個法律人對另一個法律人產生了某種好奇：「為什?法律教授要大家犯法？」

「佔領中環」，從一篇被冷落的不足二千字的小文，到一項為輿論所熱議的雄心勃勃的龐大計劃，轉變是這樣發生的——陳玉峰很快寫出了一篇對談式文章，發表在「香港獨立媒體」的網站上。這篇閱讀門檻頗低充滿港式口語用詞的文章，真正開啟了傳播按鈕。傳媒約訪接踵而來。其中，《明報》副刊版刊發了最多「佔領中環」相關的重磅文章，先是戴耀廷專訪，繼而又發展為每週一篇他與不同政治人物（幾乎都是泛民主派）的對談，接連刊載了十二週。在這些碰撞中，關於一場全港動員公民抗命的理論脈絡逐漸清晰起來——「商討日」（即按階段設定議程，讓各界別展開討論）的概念出現了，而一些最初的設想得到了調整，比如放寬條件，不再限定參與者必須事後自首。

當然，這一切也不能全部歸於傳播上的偶然。佔領中環的口號，確實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在許多反對者看來，過往抗議行動——遊行、變相公投、小範圍堵路、絕食乃至光怪陸離的各種行為藝術，均效果有限，香港亟需一種更有效的抗爭方式。把目標瞄準香港的金融命脈中環，用佔領的方式將其癱瘓，無疑是當下最具爆炸力的手段。

這種玉石俱焚的威脅，過往未曾出現。多年以來，香港抗爭文化溫和，香港人向來為自己的教養、文明的秩序引以為傲。但現在，一些人想往槍筒裏，加入更猛烈的火藥。

這是回歸中國十七年之後的香港，越發嚴重的焦慮感與不信任感卻在人們心中蔓延。焦慮感源於香港人的自身生活，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年輕人上升通道受阻、陸港矛盾、經濟發展停滯，種種問題沒有因為回歸而消失，似乎變得更加嚴重了。而不信任感指向大陸，北京始終是一個遙遠卻近在咫尺的威權符號，而一切內地被封殺的負面新聞可以在香港通暢無阻，以至於被部分地放大了，「一國兩制」的承諾似乎岌岌可危。在這種情緒下，一些事件被賦予了公開事實之外的更多意義。

戴耀廷不是一個「突然民主人士」，早在八十年代他尚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就讀時，就曾作為學生代表，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他畢業後，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學術中——他甚至從沒想過要當執業律師。雖然他也是「民主發展網絡」（一個二零零二年成立的推動民主的政治組織）的成員，但始終保持著學界身份的距離，所做的事情無非撰文、聯署簽名，從未成為社運領導者。一個極為低調的人，卻提出了那些最高調最激進的人都未曾喊出的話，佔領中環。

「佔中是策略，要產生一種政治壓力。」他聲稱並不希望佔領中環這件事真正發生，早在他那篇起到檄文效果的專欄中，他寫道，「絕不可以隨便使用，必須到了最後時刻，也是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選的夢想徹底幻滅時才可使用」。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並不是所有人——包括站在他一方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話。

■佔中三子

電話是從地球的另一面打來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陳健民接到牧師朱耀明的越洋電話時，他正在法國巴黎開會。「我們被點名了。」牧師告訴他：「戴耀廷公開說，有兩個人能帶領佔中運動，一個就是你，一個是我。」

此時是二零一三年二月中旬。陳健民與戴耀廷相識十幾年，但直到此刻，他也沒有得到任何先前的知會。他從沒看過戴耀廷在《信報》的專欄，他的生活被大量的學術與社會工作佔據，他是中大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也是民主發展網絡學者組召集人、終極普選聯盟（二零一零年成立由多個泛民團體組成的推動普選的聯盟，後因政治分歧停止運作）的核心成員。很難將他定義為一個反對派，他的研究重點是內地公民社會，經常往返陸港之間，也曾多次參與中聯辦就政改問題的協商。

此前，當戴耀廷的文章在坊間傳播時，有記者請陳健民從同樣的學者身份解讀，他尚未預見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將會發生，他只是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心態，「學者就是這樣，很憂鬱，充滿無力感，覺得沒什?事情可以做」。在過去十年作為學界代表與中央對話，陳健民感到了失望。「你覺得學者寫一個好的方案，人家就會接受嗎？這個想法太天真。」

在接到朱耀明的電話時，身在巴黎的他剛剛與另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吃了一頓跨時很長的午飯。鄭宇碩表示，他正在與幾個泛民大黨派籌備成立一個能將所有泛民議員統合到一起的聯盟（即真普選聯盟。一年後，真普聯交出它的答卷，融合各泛民黨派共識的普選方案）。這是次前所未有的聯合，但兩人均感到，爭取真普選，單靠泛民眾黨派已經非常困難。黨派間缺少互信，「整個民主運動已經是分裂了，溫和派不願再去和中央談判了，激進派邊緣化，沒有影響」。

在過往，激進的政黨如人民力量、社民連也多次發動過短期的堵路與佔領行為，但由於人少，很快即被驅散，效果式微。作為一個更大規模的佔領，戴耀廷認為需要找到「過去不曾違法，或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參與」，以增加感召力，而且這個領袖應該是真誠的，有能力縮窄泛民分歧。他不認為自己是合適的領袖，接受《明報》專訪時，他公開推薦了陳健民、朱耀明。

與陳健民不同，白髮蒼蒼的牧師朱耀明更像一個街頭戰士，最有說服力的一段履歷是，他曾負責拯救六四事件通緝者的「黃雀行動」。從一九八零年代起，他即參與民主運動，是高山大會、民促會、支聯會的籌建者。他的過往生活經驗裏，也充斥著艱難與驚險，他是孤兒，童年曾流浪街頭。五年前，他腸穿孔，醫生預測只有五成活命機會，但他仍頑強地活了下來。如今，年屆七十歲的他，在香港民主派中享有廣泛的尊重，民主派元老司徒華病逝時，他是治喪委員會的召集人。

「你做不做？」電話中，朱耀明問陳健民。陳健民沒有直接回答，但以他對這位年長他近二十歲的老朋友的了解，他知道牧師的意思是，「你不做，我也不做，你要做，我就做」。他也知道，如果他一旦說不，戴耀廷獨力很難撐起佔中運動。雖然僅僅是被隔空點名，但他卻似乎被放置到了一個無法拒絕的境地。

戴耀廷缺少應對媒體和領導社運的經驗，他一再強調並不想擔任佔中運動的領袖，但隨著輿論持續發酵，在面對各路人馬的對談中，他不斷論述並完善「佔中」的理念，儼然已是眾望所歸的扛旗者。他也承認，作為「佔中」概念的提出者，他負有參與的道義責任。希望與憂慮同時存於他心中：「如果有人領頭繼續下去，可能影響整個香港的發展，但要是沒有人帶領，（佔中）就慢慢沒了。」

很快，他們都做了決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九龍的一間教堂裏，佔領中環行動召開記者會宣布啟動。戴耀廷、陳健民與朱耀明成為發起人。在未來十數個月裏，兩位大學教授與一個基督教浸信會的牧師，將領導一場讓香港與北京震盪的運動。

運動的全稱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這個頗有宗教意味的名字，來自「佔中三子」唯一不是教徒的陳健民，他否定了一些更具衝擊力的名稱。運動的徽標，則是一隻鳥立於圓圈上。「我覺得這個運動的最大力量不在佔領，而在於自我犧牲。『中環』不是中環，是你的心，你想用什麼佔領？愛與和平。」陳健民強調道德的力量。在反對者看來，這不過像是用塑膠彩紙包裝一枚炸彈，沒有改變內核。

「佔領中環」的秘書處，由十幾個工作人員組成，只有三個全職，其他是兼職。這些人多是陳健民的學生、研究機構的下屬。陳健民主要負責籌款、文宣，朱耀明統領行動組，準備佔中的落地行動。

兩個月後的六月初，「佔領中環」進行了首輪「商討日」，約七百名獲邀者參加，分組討論佔中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但組織者似乎過於執著程式與民主，「下一場商討應該討論什麼」，都成為了討論的重點。後來的一年裏，這樣商討開展了多次，最多時曾有超過二千人參加，成果也逐漸展現出來。「公民提名」變成了佔中支持者們的主流意見。最初，香港人追求的是沒有篩選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到後來，博弈的座標軸產生了偏移，候選人門檻降到最低的「公民提名」，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泛民陣營裏的「政治正確」。

如第一次商討一樣，後來所有的商討，都沒有涉及佔中的具體戰術、執行方式。佔領運動似乎成為一個議事平台，不同光譜的彼此敵對的泛民政治力量先後參與了進來，不同界別的公民團體亦參與其中。這和「佔中三子」的理念密不可分，他們希望在香港推進一場商討文化。他們嚴格遵守著運動成立第一天起就訂立的步驟：簽署誓約、商討日、公民授權，經過前三步後，會向香港政府提出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的具體方案，如果真普選的希望破滅，作為公民抗命的「佔領中環」，是最後一步。

這註定是一場艱難的運動，「佔中三子」都付出了代價。在投入佔中工作後僅僅第三個月，因為忙碌和缺少睡眠，戴耀廷就瘦了十磅。陳健民辭去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主任職務，中心需要經常與大陸打交道，他擔心他的身份敏感招惹麻煩。而作為一名為浸信會忠心服務了四十年的牧師，朱耀明成為尷尬的逆行者，他的教會向來保守，不支持佔中。

戴耀廷是個過於樂觀的人，在「佔領中環」發起之初，他預測將來，「一萬人簽下誓約，十萬人參與佔領，四十歲以上的人走在前面去自首」。但一切沒有他想的那?簡單。按照香港大學民意計劃從二零一三年四月到二零一四年五月間所進行的五次調查中，對佔中持反對態度的香港人始終佔據了大多數，而支持者百分比徘徊在兩成五上下。佔中意向書至今也只有二千餘人簽署。

戴耀廷最初想限制捐款數額，提議很快被否決了。「他嚴格（設限）到一個地步，讓我覺得是荒謬的。」陳健民回憶說：「封頂沒意義。人家可以捐五次、十次，可以用不同名字給你錢。最重要的是，捐款不能帶有任何附帶條件，這樣就夠了。」他向亞洲週刊否認有外國政治勢力的捐款，「（否則）國安那?厲害，總能查到一點點吧？沒有，一塊都沒有。」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佔領中環」共募得款項五百三十萬港元（約六十八萬美元），已支出二百三十萬港元。陳健民說，單筆最大的捐款，是來自幾位專業人士的幾十萬元。雖然民意調查結果並不出色，但「佔領中環」在街頭募款的能力，卻遠遠領先香港其他組織，只有反國教運動中一戰成名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能與之匹敵，去年七一遊行的幾個小時內，「佔領中環」就募得了八十萬元。

不過籌款事項上，「佔中三子」也設置了額外的原則。六月四日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並沒有「佔領中環」的捐款箱。他們的理由是，這是支聯會紀念六四事件的主場，況且朱耀明是支聯會的常委，「不要分支聯會的錢」。「我們要是籌，一定可以籌到三四十萬的。」陳健民說，「所以說我們是很笨的學者。」

除了較為常規的籌款晚宴與沙龍，陳健民還與支持者推動各色頗具特色的活動。比如旺角的一家咖啡店，會把「Cappuccino」更名為「Occupyccino」賣，香港理工大學的小賣部推出「普選?」的肥皂（「?」的香港話發音同「揀」，意為「普選有的揀選」）與「民主糯米?」的小吃（意為「民主不要太遲來了」）。這些活動帶來的收入可能只有幾百元，但陳健民視籌款過程為推廣理念的一種方式。

一些事件也會引來捐款。港府宣布不給香港電視網絡發免費電視牌照的那天，「佔領中環」的銀行小額捐款帳戶裏，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總計十萬元。

確切說，捐款是由「民主發展網絡」銀行帳戶代收，「佔領中環」並無機構帳戶。其秘書處曾以「OCLP Limited」為名向公司註冊處申請私人擔保公司（香港很多NGO均以公司形式註冊，程序相對容易），但未獲批准。政府的拒絕理由是，「佔領中環」涉及違法行為。

陳健民研究過社團登記問題，他發現不成功的案例只佔百分之一點五，一般都是黑社會性質。「綠色和平、人民力量、社民連都登記了，綠色和平是全球最有名的用和平方法去進行公民抗命的。難道我們是黑社會嗎？」他認為政府應該從成立宗旨考慮批准與否。

無法登記註冊所帶來的另一個困擾是，「佔領中環」無法以單獨機構名義借場地辦活動，需要每次找到合作夥伴來承辦（這也是出於省錢考慮，第一場商討日以個人名義向港大申請，場地費高達二十萬元），最近的一場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的商討，即是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基督教循道衛理公會等才獲得場地（朱耀明所在的浸信會並未提供場地支援）。

在「佔領中環」的工作團隊中，基本上沒有激進派，除了一個人，朱耀明所統領行動組中的黃浩銘。這位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是社民連副主席，因為被警察抓捕經驗豐富，特地被招募進來。

這種人員結構，是「佔中三子」刻意為之的，以避免被激進勢力綁架。「把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加起來，只有一個人進到我們的團隊裏頭。」陳健民說，「我們一定要把整個運動拉到中間去」。

■反佔中的反攻

以反對者姿態出現的「佔領中環」，亦不缺少反對者。在過往，與泛民派唱對台戲的往往是香港建制派，但這一次，一些昔日不涉政治的中產階級，也加入了「中環保衛戰」。

在過去的一年裏，周融領導的「幫港出聲」，是「佔領中環」最尖銳的民間反對者，該組織在二零一三年八月成立，與其他活躍的反佔中的團體如「愛港力」、「愛港之聲」不同——這些團體除了議題不夠單一，和港府、大陸的關係似乎過近。「幫港出聲」目標明確，就是「反佔中」，成員多是教授、商人、專業人士。

很難將這些人視為政治的投機者。事實上 「幫港出聲」代表了一批本土精英的想法，對現狀縱有不滿，卻不願用香港的穩定作為籌碼來押注。香港昔日引以為傲的轉口貿易已經大為衰落，國際金融中心的存在可能是香港為數不多的優勢了，而佔領中環可能將其摧毀。按照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雷鼎鳴的估算，如果佔領中環發生，每日會有十六億港元的損失產生。接受採訪時，周融一遍又一遍強調：「香港不能發生動亂。」

六十四歲的周融，是穩健派的象徵。在他身上，能隱隱看到老派鄉紳的影子，雪白而梳理得一絲不亂的頭髮，薄薄的時常抿緊的嘴唇，端正威嚴的儀態，早在香港回歸前，他已取得英國居留權。如果佔中與反佔中是一幕電影，他為他擔任的角色注入了許多鮮明的個人風格，當他說起話來，能讓人感受到凌厲或者伶俐，作為一個頗受歡迎的前電台主持人，他擅於修辭，也充分懂得該在何種場合使用他的憤怒。他毫不避諱表現出他性格裏爭強好勝的一面，幾年前，香港電台曾邀請他加盟，他開出的條件是，「一定拿頂薪，哪怕只比月薪最多的人多一百塊」。

不安的感覺，是在二零一三年五六月時入侵周融的，「不對路了，他們要來真的了」。早在年初，他即已注意到佔領中環的說法，並不以為意，「講講罷了，他們瘋了，不可能發生的」。但很快，他感到，「氣勢越來越強」。

「怎麼可能逼北京讓步呢？這麼奇怪的一個理念，可以吵得這麼厲害，因為香港傳媒都在吹捧它。」周融說。一次，他跟朋友吃飯，哀嘆香港局勢，表示想做些事情。朋友向他推薦了年屆六旬的金融家馮家彬，「馮先生已經找人準備反佔中了」。他馬上約馮家彬在中環的香港會會所裏吃早餐，馮家彬告訴他，已經找到若干人，每個人說好捐十萬、二十萬出來做事。

周融與馮家彬第二次見面時，馮家彬已經籌到了超過百萬元，他計劃將其分批在未來五個月用掉。周融表示反對：「沒用的，這種社會運動，不能當成小本經營，你要在第一次就把所有錢扔下去。你要讓公眾看到，有一個聲音站出來與他們對抗。我們是Worthy opponent，真正的對手。」他認為政府永遠是守的，而民間力量，可以形成對攻。

他的計劃得到了採納。「幫港出聲」八月初成立後，在一個月內花掉了作為啟動資金的上百萬元，在香港多家主流報紙投放了四輪廣告，號召市民發出聲音，反對佔中。從標題上來看，幫港出聲像是做著麥克風音量逐漸放大的喊話，「你會出聲嗎？」，「對佔中勢力說不，你敢嗎？」，「沒有動亂的民主，你同意嗎？」在最後一輪廣告中，目標直指了幾個主流泛民黨派，文中寫道：「他們應該知道選民在想什麼，做什麼。」

「我的工作是令到佔中沒有一萬人。誰有一萬人？民主黨、公民黨、工黨。你們去（佔中），我們就不給你選票，還號召周圍的人，不要給你們票，你怕不怕？」周融認為，一旦對泛民黨派在立法會的議席發出了威脅，他們就會有所忌憚。所有的文案都是他完成的。

主流報紙中，唯一沒投放廣告的是《蘋果日報》。周融與《蘋果日報》本有淵源——他開設的印刷廠曾為《蘋果日報》印刷，合約結束時，他還專門買了一百個蘋果派送給報社，但他顯然已經把全力支持「佔領中環」的《蘋果日報》視為敵人。「他們跟《文匯》（報）《大公》（報）有什麼差別啊，《文匯》《大公》有一件事是不會做——造新聞，他們連這個都做了。」

「幫港出聲」成立之初，即有三十餘人加入（後來逐漸增加到五十人），沒有一個大陸背景的人，「普通話都講得好差」，加入的條件是，必須出錢，門檻是五千元。香港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是六名發起人之一，自一九八三年留學回港後，至今為止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幫港出聲」是他參加的第一個。「我加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認同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普選。」他對亞洲週刊說。

這是個鬆散的機構，連實體辦公室也沒有。除了少數幾個成員公開身份，大多數成員並不願拋頭露面，擔心激進勢力來找麻煩。「民主派有傳媒、網絡、政治人物，當有人反對他們，他們就一窩蜂上，所以很多人就怕。」周融認為這是白色恐怖，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數。

「幫港出聲」與「佔領中環」首次面對面的交鋒（如果不算幾天前周融和戴耀廷在電台的一場平淡的辯論），是在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公開論壇上。「佔中三子」都到了場。自由發言時，朱耀明回顧香港三十年來的艱難民主路，他為反對者聲稱「佔領中環」將導致暴亂，感到難過。說到動情處，七十歲的牧師聲帶哽咽。

這或許是為數不多的讓所有人動容的時刻。整體來看，雙方完全不可能說服彼此，論壇沒有學理的探究，變得更像一場修辭大賽。戴耀廷以地底水管比喻現時政制，「佔中」意在提醒「水管即將爆裂」。周融則沿用戴耀廷文章把「佔中」比作「核爆炸」的說法，指出核爆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之後產生的輻射，「最後受苦的還是香港人」。各種比喻貫穿了全場。

「幫港出聲」與「佔領中環」類似的交鋒，在之後的日子裏，進行過十幾場。如第一場一樣，沒有辯勝的一方，雙方的目的，都是為了爭取普羅大眾。「這不是一個辯論比賽，而在於我可以打動多少人，你可以打動多少人。」周融說。作為一個半程殺出的「佔領中環」狙擊者，他放下幾乎手頭所有的其他工作，參加了近百場演講——欣賞他的人也許會說他精力旺盛，討厭他的人會說他好鬥——周融甚至曾受中大社會學系主任之邀，進入陳健民的課堂講述他的理論，可想而知，在陳健民的主場裏，那是一場噓聲四起的演講。

雙方的戰鬥不僅僅發生在講台前，也進入到社區裏。二零一四年三月，「幫港出聲」啟動了「和平香港」活動，以圖文展形式在各個社區反佔中，得到了近百位建制派區議員支援。但在網上的虛擬世界裏，「佔領中環」似乎贏下了高地，Facebook有五萬二千用戶點讚（「幫港出聲」曾有短暫的領先，但很快被甩到了後面，只有一點五萬「讚」），而「高登論壇」、「謎米」、「主場新聞」等網站裏，支持佔中的言論佔壓倒性優勢，這些論壇用戶多為年輕人。主流網站裏，能與佔中形成對抗話語權的只有「巴士的報」一家。

按照周融的說法，「幫港出聲」目前已經取得了近十萬人的簽名，反對佔中。而捐款有時會主動送上門來，一次他和朋友吃飯，閒聊到最近做的事，對方手一揮：「周融，我支持你，我給你五十萬。」周融說不用這麼多，對方想了想：「好，那我寫三十萬。」當即寫下支票。那筆錢後來成了「幫港出聲」幾百萬募款中最大的一筆。

周融與戴耀廷同住西貢附近的一個住宅區，他經常會撞見戴耀廷牽著一隻小狗散步。儘管兩人在公眾面前表現出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私下卻保持著友好，會禮節性地互倒一番苦水。「最壞是你啊，搞到我現在這樣。」「你說你慘，我慘過你啦。」有次公開活動正式環節外，周融與陳健民聊到廣告投放，還教他如何談廣告會拿到便宜的價格。陳健民一直感到奇怪：「他不是把反對佔中當人生使命嗎？怎麼會跟你聊這些呃？」

他們有著很多共性，在香港長大，人生履歷漂亮，實現了財務自由，採訪時把「民主」等詞掛在嘴邊。他們都愛香港。某種程度上，他們像是未曾料想對方入場的拳擊手。

■警察「光明頂」

早在周融開啟第一波對「佔中三子」的攻勢前，另一股力量，早已經在部署了。

一個代號「光明頂」（Solarpeak）的指揮部，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佔領中環行動發起後不足一個月，由香港警方成立。（詳見亞洲週刊四月二十六日號的獨家報道《港警S計劃揭密防佔領中環失控》，在當時，警方並未透露計劃全稱，以S指代。）在香港武俠作家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中，「光明頂」為少林、武當、峨眉等六大派圍攻。顯然在警方看來，中環成為了江湖告急的「光明頂」。

指揮部的最高指揮官是香港警察的最高首長——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警察總部的幾乎所有高層都參與其中，主要包括行動部（統領機動部隊）與刑事部（負責監控、搜證）。上一次成立如此高規格由警務處長親自督陣的指揮部，需要追溯到二零零五年韓國農民衝擊世貿會議事件。當時警方調用至第三梯隊的警力（警方總計有五級梯隊用於快速反應），以保證現場隨時有一千五百名警察駐守（一般來說，警察每週四十八工時，十二小時輪班）。而香港每年聲勢浩大的維園集會和七一遊行，也僅由港島警區統籌即可，人手只需第一梯隊內的三個機動部隊（約五百人）。

五十六歲的曾偉雄是「紅褲子」出身（指擁有實戰經驗逐步晉升，而非文職空降），民間給他起的綽號為「禿鷹」。這是一個涉嫌侮辱的不友好的稱呼，但能感受到人們對於曾偉雄行事風格的判斷：強硬。在過往面對挑釁時，他從不懼怕。

但這個歷來強硬的人，對「佔領中環」現場處理發出的內部指引是——克制。亞洲週刊所採訪到的三位警察（均為中高層，因擔心觸犯警方發言紀律，他們要求匿名）一致證實了這一點。「我們知道全世界很多記者的鏡頭，在看著佔中。我們私下說，美國、台灣都想我們輸。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他們就有話說，這裏是極權。」一名總督察對亞洲週刊說。為此，他反覆告誡下屬，「克制不是懦夫的行為，只有夠勇氣夠承擔才能克制」。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警方希望打贏一場形象仗，很多細節都要考慮到。警棍被強調不能輕易使用，「預防一些死士，你明明打他腳，他把頭撞上來，流血博取同情」。要注意控制場面，考慮拘捕時機，避免出現更混亂場面，「在現場第一是勸諭，第二就是平復他們的情緒」。到了必須驅散佔領者之時，採取人力方式逐個搬運，不動用催淚彈，因為中環大廈密集，催淚彈的刺激氣體會通過中央空調進入大廈內部。還有一條指引是，在不影響警方行動的前提下，盡量為傳媒採訪提供方便。

近年來，香港警方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二零一三年，香港遊行集會達到六千一百六十六起，是二零零四至零六年的總和。警方也慢慢從中總結了應對經驗，比如機動部隊配備了寫有諸如「不要衝擊我們的防線」警告旗幟——這在幾年前是沒有的。

為了守住「光明頂」，警方部署周密，與消防、醫務衛生署、運輸署均有聯動，也已召集電訊公司、港鐵、巴士公司以及三條過海隧道的高層開會。為應對「坐爆差館」（即投案者不保釋，留在警局形成人數壓力），警方與律政署溝通研究過，將採取一種加快處理方式（未透露細節），同時保留檢控權力。而對於迫不得已的清場，警方也探索出一種輕巧方法，可節省人力，只需兩個警察抬走一個人——通常需要四人，戰線甚至拉到了空中與海面，水警會駐守中環邊的維多利亞港，防止「有一些人從海路攻過來」，飛行服務隊則在必要時會予以協助拍攝與空中監控。

「佔領中環」對警方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民意調查的佔中支持者只有兩成五，但以香港七百萬人口而言，哪怕只有千分之二站出來，也將組成萬人軍團，足以癱瘓中環。香港有二萬八千名警察（不計文職人員），大部分需負責五大警區的巡邏。

「幾乎每一次大型遊行，都會發生很多大廈竊案。」一位總督察說：「很多警力被安排走了，巡邏的人少了，賊是知道的。」他舉例證明他並非危言聳聽，十年前他還是一名在中環巡街的衝鋒隊員，被抽調去一個大遊行現場，結果中環兩座大廈內的十幾個單位發生了爆竊。

■學生的變數

最讓他擔心的，不是抗議的中年人，而是學生。「以我們的經驗看，泛民主派很難控制這班後生仔。」他充滿憂慮地說：「現在的年輕人，慢慢變成了紅衛兵，以為自己是正義的維護者。他們自己有自己一套，做不到見好就收。」在《倚天屠龍記》的光明頂一役中，被圍攻的明教，面對的不是一股統一行動的力量。

從一些跡象看來，學生們已經不願跟在中年人後面，他們要拿起屬於他們的麥克風。

在二零一四年三月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換屆大會上，學生代表訂立了特首普選方案（後來學民思潮也加入，這個方案被稱「學界方案」）。同時，他們宣布，如果政府的回應不能讓人滿意，可能在七月一日（即香港回歸紀念日）發動佔中。

很大程度上，學生的這種突然表態，是來自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激勵。在三月中旬，台灣的一批大學生在幾個小時內形成了決策，發動閃電戰攻佔立法院。

這將打亂「佔中三子」所公布的時間表。按計劃，即便選出代表「佔領中環」的普選方案後，仍將預留時間讓民間以不同手段與北京、特區政府對話，直到所有希望破滅後，才實施佔領。隨著香港政府將政改諮詢推遲進行，「佔領中環」早已宣布，將佔中發動的最早日期推遲到二零一五年一月。

但如果不是亞洲週刊問起，佔中三子不會公開表達他們的憂慮。「如果佔領太早出現，會不會將對話的空間壓縮到沒有？中央的鷹派也可以利用這個藉口，說沒什麼好談的，這些人就是搗亂的，我方案都沒有出，你們就佔領。」陳健民說：「我們要避免六四（事件）那種狀態，要有學生的熱情，可是也不會過激。」

商討耗時太久與行動紙上談兵的指責，在過去的一年裏始終伴隨著「佔領中環」。不僅僅是學生，一些組織也早已等不及了，喊出需要在七月佔領中環。

「我從來都是溫和的，我到現在還是溫和的。」在二零一四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發生後，戴耀廷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做佔領中環的行動，是用現在的方式，而不是台灣學生一跳，就去採取對抗，就是因為我是文人」。

他承認佔中時間的提前是他必須面對的壓力。「我們不要隨便的出這張牌，因為只能出一次。最大的力量在於不出。不出，你就不知道（這張牌）有多大，可能是A，可能是3，你不知道。」

「佔中三子」與學聯領袖都有過多次溝通，每次都會勸，但似乎無法動搖年輕人的決心。「我相信當社會有這樣一種力量在滾動的時候，他們（佔中三子）也自然會參加在裏面。不是他們牽頭，大家跟著去走，而是群眾來判斷，到底這是不是一個時機。」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說。

從四月開始，學聯在香港八大院校進行為佔中而成立的「大專行動團」的招募。「已經有一百多個學生參加了。」在五月初，周永康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人數並不顯著，但周永康很樂觀：「在台灣你去佔領（立法院），也不過三百多學生，背後會有不同的民間團體去做支援。」

他的樂觀並非毫無根據。學校是個巨大的人力資源水庫——全港有二十一萬名中四以上的中學生，八萬五千名大學生，可能只需開啟一個豁口，洪水將傾瀉而出。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中，只有四百餘成員、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通過社交網絡和媒體宣傳，動員了十幾萬人圍守政府總部。

與很多談起時事滔滔不絕的青年不同（比如上任學聯秘書長陳樹輝），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周永康是個話不多的人，自我評價是「穩重、冷靜、謹慎」。但性格的差異，似乎絲毫不會影響學聯作為一個整體的走向，在佔領的時間點選擇、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等事項上，年輕的學生領袖們步調是一致的。

至少在泛民陣營內，天秤似乎正在倒向學生這一方。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佔領中環」普選方案的內部投票中，學界方案成了勝出的三個方案之一，獲得票數最多，超過了由十二個泛民政黨及團體和二十六位泛民議員組成的真普選聯盟的方案（請參考亞洲週刊六月一日號報道《戰場在中環之外》）。而六月底的「佔領中環」全民電子投票後，票數最多的方案，將呈交港府。

對於那場可能到來的佔領，佔中三子已經想好了退場機制，全體簽署意向書的人通過手機上的應用軟件做決定。這也許低估了廣場政治的複雜性——這恰恰也是很多民眾擔心的，原本和平的佔中運動會演變成流血衝突，但陳健民堅信不會失控。「在我們的培訓手冊裏，連（被拘捕時）用力掙扎都是反對的，因為可能傷害到警察。」

另一種的退場機制是：「站出來帶領群眾，去最近的警察局自首。」 採訪中，他偶爾也會言辭悲壯：「我們三個人第一天走出來，已經把整個生命放在這個運動裏了，坐牢都不怕了。」

中環的戰鬥尚未開始，各方的戰鬥還在持續。六月十四日之後的一週，佔中三子展開「毅行爭普選」的活動，每天連續步行十二小時，路途遍布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呼籲港人參與電子投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等頗有號召力的民主派大佬級人物均參與其中。而「幫港出聲」推出了一個聳動的視頻，用沙盤推演的方式，說明佔中發生後如何在短時間內即可形成災難性影響。也有人為反對激進，將本身行動激進化，「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在政府總部前發起了絕食。

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六月二十四日，警方在黃竹坑警察學校進行了一場應對佔中的預演。而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拘捕行動，這個地點也將成為臨時拘留中心。七一前夜，三千名警察將通宵在中環及附近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