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同茲先生文化基金會」由前輩報人葉明勲為紀念中央通訊社創社社長蕭同茲先生而成立，7月12日該基金會網站正式上線，以「星星之火」延續新聞專業與堅持的傳承。
任何行業都有危險，新聞行業自非例外，但如果說幹新聞行業的人會隨時喪命，未免是危言聳聽。最危險的時候，莫若天災與大規模戰爭的時期了。抗戰時期，南京淪陷才兩星期，被日軍殘殺的中國百姓就達三十萬人，等於每五個市民中，有兩個死在侵略者的武士刀、刺刀、和小口徑子彈下。如果老百姓都是如此，記者不是死得更容易嗎？事實不然，要說明這一點，最好是舉出事實與數字。
一九五○年至五四年韓戰期間，記者死傷人數最多，大約是二十幾人。記得一九四八年春我被派駐漢城的時候，南韓還未獨立。仍歸美軍管治。所以各國記者，連同短期間訪問的在內，必須先到東京向盟軍總部登記，取得戰地記者身分後，才能赴韓。到了漢城，一律住入美軍校級軍官宿舍，三餐規定在軍官餐廳的一張特定長方形餐桌上，私有車輛須掛軍方車牌，自己不會駕駛的話，要由美軍代僱司機，每月工資有一定的數額，總之，樣樣都要遵照美軍方條例，否則即使有辦法進入南韓，也很難展開工作。當時常駐南韓的外籍記者只有五人，四名是美國人，我是唯一的中國記者。我在韓戰發生前八個月離開韓境，常駐的外籍記者就剩下四人。五○年六月韓戰發生後才三個月，那四位同業竟死了三人：美聯社記者獨駕吉普車向前線進發，中途即告失蹤，不但屍首無著，連掛在他頸上和兩腕上的戰地記者身分牌，都沒有人撿到。國際社記者墜機，喪身大海；合眾社記者中毒暴斃。只有紐約時報記者安然無恙。
越戰時間越久，但記者死傷人數反而較少。五年前的波斯灣沙漠戰速戰速決，美軍從等於不設防的伊拉克西部迂迴進兵，事前根本不讓新聞界知道，所以記者未死一人，只有三名西方記者，自行駕車闖入防禦力最強的伊拉克南部而被俘，不久也就獲釋。
我們對日作戰八年，只有中央社和大公報曾派記者到太平洋戰區及歐洲戰場實地採訪。中央社共派了七人，大公報派了兩人。他們不但累月經年過軍中生活，有的還揹著卡賓槍隨兩棲部隊登上戰況特別慘烈的塞班、硫磺、沖繩等島，與盟軍士兵一起衝鋒陷陣。有的隨艦參加海戰，有的坐上重型轟炸機越過怒海，飛臨東京橫濱等日本本土進行地毯式的轟炸，有的隨軍深入叢林、翻山越嶺、打通了雷多公路。他們個個九死一生，卻都安全歸來。
殉職的記者當然有。中央社死了三人，其中兩人是分別在南京社址與重慶社址被炸毀的時候喪生的，一人是在火車內意外受傷致死的。還有天津分社主任被共軍俘虜後迄今下落不明，但那是抗戰結束三年後之事了。 （相關報導： 何吉森觀點：NCC擴權建構有線電視「防火牆」 ｜ 更多文章 ）
再看今年國際報章出版人協會的報告：一九五五年全球共有五十名新聞從業員被謀殺，平均下來，每三個多國家才有一人。我相信這些人多半是被毒梟和軍火走私集團殺害的。幹我們這一行的，全球總有幾十萬人，五十人死於非命，在比例上算得什麼？生死無常，純憑運氣。新聞工作不能與死亡劃上等號。讀新聞學的同學，將來盡可安心當記者，唯一考量是自己有沒有起碼的本錢。能受苦忍饑挨渴，不怕酷熱嚴寒，不怕日夜顛倒工作，不怕連續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不怕在嘈雜的聲浪下提筆疾書，不怕香菸雪茄氣味，不怕別人身上發出的汗臭、腳臭、或刺鼻的香水氣味，能夠走八公里十公里的路，能夠半月一月不洗臉等等，都是當記者的起碼本錢，基本的條件。至於站著靠在牆上就能呼呼入睡，像中央社的戰地記者宋德和，能夠泡在污水沒胸的戰壕裡幾個小時，像中央社的另一戰地記者曾恩波，則是得天獨厚，不是人人能夠做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