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或以為談社區總體營造，只是在地方或鄉村中關心邊緣性的社區民俗活動或鋪路造橋等小型工程之錦上添花而已。社區能否由下而上地形成民主共同體社會，實現社區的地方自治事務，基本上牽涉到整個國家與國民的民主素養與自治能力。這種素養和能力不可能由間接的代議和籠統的治國理念所取代。社區並不是傳統、鄉愁與懷舊的場所，它是一個新政府、新社會和新國家得以建立的基礎。──摘自一九九七年九月五五○期陳其南七日談〈連小社區都搞不好，怎能弄好一個國家？〉
隨著解嚴，台灣文化的春天降臨。一九八○年代初已嶄新頭角的新浪潮導演持續有新作，楊德昌、侯孝賢陸續在國際重要影展獲獎。李安、蔡明亮也獲得國際肯定。解嚴前，綠色小組在街頭記錄抗爭；解嚴後，更多藝術工作者投入紀錄片領域。
繁榮的經濟也築起蓬勃的藝術市場，新的展演空間，如台北市伊通公園等，也陸續出現。海外已成名藝術家陸續返台，如夏陽、梅丁衍、郭英聲等；而年輕一輩藝術家展現出旺盛的創造力，陳順築（已於二○一四年過世）、吳天章、楊茂林、林純如……許多優秀的藝術家為台灣帶來更多元豐富的創作。從平面到數位媒體，唱片封面的視覺效果也都在突破，商業廣告也充滿無限創意。
劇場、舞蹈、音樂各領域都生氣盎然。黑名單工作室、陳昇、伍佰這些異於傳統的流行音樂創作者都成了文化明星。
一九九三年文建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而九○年代台灣文化領域一個重要發展是：當時擔任文建會副主委的陳其南發動「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學習自日本「造町運動」的文化工程，帶動了基層社區的文化活動，民眾參與社區規畫、復興再造工程。基層的文化團體也越來越多，各地文史工作室挖掘記錄地方的歷史，推動地方史蹟保存。
九○年代的文化運動，最大的意義之一是「在地化」，文化人開始專注建立台灣文化，而不再是復興中華文化。 （相關報導： 離黨主席更進一步？趙少康如願獲聘中評委 江啟臣：藉此壯大國民黨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