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鐵飯碗的辛酸：每月加班時數超過「過勞死線」，年輕公務員相繼出走

日本公務員超時加班的情形有多嚴重？據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於去年底公布的「中央政府公務員加班時數統計」（僅包含2020年10、11月數據）指出，在年齡介於20歲至29歲的綜合職公務員中，有3成公務員每月加班時數超過80小時的「過勞死線」，公務員長時及超時工作的情形可見一斑。

產業界、教育界人士發起連署　要求政府調整公務員作息

為改善公務員長時及超時工作的情形，長年致力指導各大企業改革工作型態的顧問公司「Work Life Balance」社長小室淑惠，於去年與其他20位來自不同產業的發起人，一同在網上發起連署，請求日本當局改革中央行政機關的工作型態，將晚間10時至隔日清晨5時調整為全面休息時段，緊急業務改由職員在家遠端連線處理。截至2月2日總計有超過27464人連署，小室等多名發起人也於去年12月3日破27000筆連署時，將連署訴求及結果提交給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

小室表示，她過去接洽的案子，雖主要以民營企業的改革、推動女性活躍政策等為主，但她從以前就十分關注中央行政機關長時工作的過勞情形。小室認為，長時間工作除有可能造成公務員心理狀況不佳、優秀人才相繼請辭等問題外，還有可能導致官僚組成缺乏多樣性，最終提出無法反映國民心聲的無用政策。

像是談到少子化問題時，相對於大眾多半認為造成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是因為年輕一代工作繁忙、沒錢置產、戀愛及結婚意願低落等多方因素，小室則提出不同的論點，主張長時間工作對少子化問題有一定影響。她認為一個女性若從20多歲開始，就在工作和育兒無法兩立的職場上班，那她很有可能會因考量到孩子出生後的情形，而因責任感選擇不生小孩。

公家機關超時工作　連帶影響合作民營企業

此外，小室還以她過去接洽的民營企業改革案為例，指出公務員的長時間工作，不但會造成職員本身的身心負擔，也會造成有和政府機關合作的民營企業，即使公司內部已進行改革，仍會因為必須配合政府機關的步調，而出現職員長時或超時工作的情形。

小室表示，儘管據相關單位統計，日本公務員的支出光加班費一年就多達約102億日圓（約合新台幣27億），計程車費約為22億日圓（約合新台幣5.8億）。但公務員實際上工作的時間，卻是加班費所對應的時間的3倍，2019年度甚至有6名公務員因長時間工作而過勞死。

日本非營利組織（NPO）「Bond Project」代表橘ジュン（Tachibana Jun）則表示，她從15年前（2006年）參與支援活動以來，曾接觸過不少無處可去、有尋死意圖的少女，指出有很多處境艱難的人的痛苦或無助，是政府官員難以想像和體會的。像是她在多年前以作家身份前往澀谷、新宿等地進行取材時，就曾碰過一位獨力扶養小孩的16歲小媽媽。這位小媽媽除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外，還遭到生父家暴，最後只能選擇離家出走，靠著每次3千日圓的援交餬口，而這也是橘代表在2009年創立「Bond Project」的契機。 （相關報導：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失業民眾與日俱增，為何申請救助金的人數反而越來越少？ ｜ 更多文章 ）

創立「Bond Project」沒多久後，橘代表便找上這名小媽媽，將錢包裡為數不多的幾千日圓全部給了小媽媽，並將她安置到僅有一間房間的法人辦公室。橘代表表示，她在安置這名小媽媽後，雖然很幸運地偶然遇到政府旗下的「婦女諮詢員」（婦人相談員，厚生勞動省基於《賣春防止法》第35條所設的職務，負責女性家庭、貧困、家暴等問題諮詢）協助，但在進行其他支援活動時，大多感受不到政府有站在自己這一邊。

橘代表表示，她在從事支援活動時，曾造訪國會議員會館進行遊說，但卻沒有半個人想要或願意聽她說，直到她參加與支援活動相關的會議，遇到幾名有心參與支援活動的議員及厚勞省職員，願意聆聽弱勢少女的需求，「Bond Project」才奠定了繼續從事支援活動的基礎，陸陸續續有需要幫助的民眾找上「Bond Project」請求支援。

針對至今接觸過的案件，橘代表表示最讓她感到棘手的是家暴問題，相對於未滿18歲的青少年可以由兒童諮詢所保護、滿20歲的青年可以脫離父母出外獨立，介於這兩個年齡的18、19歲青少年，則因法律上未成年，做任何決定或申請都要有監護人（大多為父母）同意，故很多在這年紀遭受家暴的青少年，最後都會被迫回到原生家庭。

NPO代表：公務員不親赴現場，怎麼理解弱勢族群的苦？

她認為，若由有權有勢、無法感受弱勢族群痛苦的人來主導國家並制定政策的話，恐怕會有很多年輕人漸漸對未來失去希望。她相信社會上仍有願意聆聽這些弱勢族群心聲的人，但除非政治家、公務員願意走到弱勢的現場，不然她無法相信這些人可以制定真正對弱勢族群有益的政策。

年輕公務員離職率飆升

在厚生勞動省工作長達18年，於2019年退休後發行「ブラック霞が関」（黑暗霞關，暫譯）的千正康裕指出，中央政府機關瀕臨極限的情形，由年輕職員相繼離職可見。據內閣人事局2019年度的統計顯示，20歲至29歲的年輕職員當年度因個人因素辭職的人數，為2013年度的4倍以上，成長幅度極大。

千正主張，調整業務內容和機關體制雖是當務之急，但也不能操之過急。他指出，至今的改革多半是由「首相官邸」主導，為保持一定的支持率，中央政府往往都會希望盡快提出政策，回應國民的期望。但在這種「求快」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提出的政策沒有收集足夠的專家意見，甚至不符民眾需求等等。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為解決口罩短缺為題而發放的「安倍口罩」，就因可覆蓋面積太小、發放速度太慢、一戶只有2個太少等原因而遭受批評。 （相關報導：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失業民眾與日俱增，為何申請救助金的人數反而越來越少？ ｜ 更多文章 ）

千正同時主張國會應針對質詢要點規則、質詢內容發布時間常常未遵守期限，讓公務被迫加班擬定回覆等進行改革，他認為若與中央政府機關相關的單位不一起進行改革，勢必無法解決公務員深夜、週末被迫加班的窘況。同時指出許多大臣或政客在接受國會質詢時，常常會派出旗下職員當「擋箭牌」，造成旗下職員在沒有上司的指示下無法提供資訊，導致一問三不知、浪費時間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