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日軍的台灣人，並非對祖國毫無感情，只是他們認為滿洲國或者汪精衛政權比重慶的蔣中正更符合中華道統。還有一些台籍精英，是試圖先參加國民政府投入對日抗戰，卻遭到國民黨方面懷疑是日本間諜，最終只能投效汪精衛政權以求生存。如在南京擔任中華航空株式會社理事的台中人謝文達，就曾遭到過「藍衣社」的跟監調查。
還有來自彰化的黃南鵬，在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下擔任華北綏靖軍第2集團軍司令，投入對中共8路軍的戰鬥。根據曾在黃南鵬指揮下的老兵王和順回應，第2集團軍拒絕介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日軍交付的剿共任務。甚至當他們看到日軍被8路軍偷襲的時候，還會暗中為中共鼓掌叫好，可見黃南鵬暗中其實已經在替共產黨服務。
可見對於許多參加日軍或者汪政權的台灣人而言，他們還是自認在替中華民族主義服務，只是轉彎把西方強權設為優先敵對目標罷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亞洲大家庭的「內戰」，本來就是從培里逼迫日本打開國門，接受西方制度開始的，如果不把「西方殖民主義」這個障礙先行移除，中國人、朝鮮人與日本人等儒家文化圈的子民不可能建立可長可久的穩定關係。
此種思想，卻也讓參加日軍陣營的台灣人成為最右翼、最法西斯和最種族主義的軍國主義者。根據許多盟軍戰俘回憶，毆打他們手段最為兇殘的往往是來自朝鮮和台灣的看守員，他們甚至給台灣看守取了一個「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的外號。抗戰勝利後，許多在馬來亞、菲律賓、越南還有香港的台灣人都成了盟軍優先逮捕審判的對象。
但是也因為敵對的目標，純粹是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西方人，台灣人在東南亞殖民地戰鬥起來更加賣力。如被外務省派到印尼的陳智雄，戰後就參加蘇卡諾領導的獨立軍對付荷蘭人，在越南的日本軍醫陳篡地也一度受到胡志明的越南獨立同盟洗禮，堅決走上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道路。他們支持中共、北韓與北越的目的，並非是為了貫徹共產主義，而是要建設一個不受西方影響的亞洲。
尚未結束的革命
生活在戰爭結束75年以後的我們，可能會用很二分法的觀念，粗心的把第一種台灣人視為共產黨的支持者，第二種台灣人視為國民黨的支持者，第三種台灣人視為民進黨的支持者。然而歷史的真相，可能比我們認知的還要複雜，否則如何能說明施朝輝先生戰後成為了台獨運動的支持者？如何說明李登輝從日本兵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變成國民黨，國民黨再變成台獨之父的心路歷程？
事實上許多台灣人參加共產黨，是基於對共產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的認同。然而中共在毛澤東帶領下，脫離了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路線，逐漸走上了和蘇聯分道揚鑣的民族主義之路。毛澤東甚至連在過去接受斯諾（Edgar Snow）訪問時明確表示支持台灣獨立的理念，都在開羅會議以後遭到揚棄，讓台灣共產黨人內部出現了「祖國派」和「國際派」的爭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