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的中心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亞洲民族主義在列寧十月革命還有威爾遜總統14點原則下受到刺激，不只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崛起，日本殖民下的朝鮮、法國殖民下的中南半島、英國殖民下的印度、緬甸、馬來半島與香港都出現了民族主義運動，我們所定居的美麗寶島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台灣的武裝抗日運動，在經歷了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後逐漸走入尾聲，抗日份子們認知到武裝運動無法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只會讓更多同胞白白犧牲的事實，於是他們決定響應大正民主時代的自由浪潮，在台灣總督府許可的環境下推廣漢民族文化，於是有了台灣文化協會的誕生。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也在此時此刻席捲台灣的知識文化圈。
也有很多不願意放棄武裝抵抗的台灣人，前往大陸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希望依靠祖國的力量光復家園。這些到了大陸發展的台灣精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思潮下又轉往蘇聯，決定把它們所學的帶回台灣，發起另一波的共產主義革命。於是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出現了左右之爭，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右派被左派逐出了台灣文化協會，只能另外組織台灣民眾黨與之抗衡。
隨後簡稱台灣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於上海法國租界內成立，使得台灣抗日團體的左右分裂更為嚴重。左派言論的日益激進，導致日本特高警察積極行動，先在1931年2月迫使台灣民眾黨解散，然後又於1931年9月18日徹底撲滅了台灣共產黨的活動，同一天日本關東軍也發起九一八事變，併吞了中國東北。
由於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日益緊張，台灣總督府對台灣人的政治活動打壓的也越發激烈。只剩下願意在日本總督府允許的框架內，爭取台灣人權力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被允許繼續存在，讓台灣人的政治團體中除了支持國民黨的右派和支持共產黨的左派外，又出現了一個服膺於日本大亞洲主義之下，團結中日兩大民族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第三種聲音。
為建立紅色台灣而努力
以林木順、林日高、謝雪紅、蔡孝乾、翁澤生與簡吉為代表的左派，致力於推動無產階級革命，讓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然而他們大多數的人，都在總督府1930年發起的大搜捕中落網，只有少部分人士逃往延安加入中共的革命陣營。由於台灣共產黨開宗明義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他們也是歷史上第一個鼓吹台灣獨立的團體。
無產階級革命者，既主張台灣脫離中國，因為蔣中正領導下的「舊中國」被他們視為封建反動的象徵。不過如果以中共為代表的進步勢力統治中國，那麼兩岸統一亦不會為他們所排斥。然而無論統一或者獨立，對台灣左派而言都屬於次要的，他們的最高宗旨是要在台灣推行紅色的共產主義革命。而在對日抗戰爆發以後，延安就成為了他們心中理想的革命聖地。
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蔡孝乾，他的事蹟吸引了美國左派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注意，甚至照片還被典藏在鳳凰城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裡，成為延安台灣人群體中的最高代表。台灣人如同朝鮮人，因為對日本語言還有文化習俗的掌握，被中共賦予了對日軍的反戰宣傳工作。比如對日抗戰爆發後，蔡孝乾擔任的工作就是第18集團軍，即8路軍的政治部敵工科科長。
另外一位同樣來自彰化的台灣人張志忠，則由蔡孝乾派往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8路軍第129師任冀南敵區工作部的幹事，與秋山良照指揮的「日軍士兵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共同策劃對華北日軍的反戰宣傳活動。他們經常冒險到日軍的砲樓前高歌日本歌曲，透過思鄉情緒瓦解日軍的戰鬥意志。久了以後，甚至日本士兵還會主動詢問秋山良照與張志忠何時會再去給他們唱歌。
華中的新4軍，裡面同樣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在活動，甚至1941年1月「新4軍事件」爆發後，由陳毅領導重新組建，但是卻不為國民政府承認的新4軍臂章，也是由來自高雄的台灣人莊索設計。還有不少的台灣人，本身是跟隨日軍到大陸服務，卻因為無法忍受日軍對同屬漢人的大陸同胞之欺凌，主動投效中共抗日游擊隊的。
比如在新4軍第5師師長李先念麾下，擔任敵工幹事的朱天順，就是來自基隆的台灣人。他本來是基隆顏家台陽礦業股份公司的一個小職員，出於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滿前往大陸投效在湖北地區活動的新4軍第5師，從事與蔡孝乾、張志忠一樣的對日宣傳工作。在華南地區活動的東江縱隊，同樣也吸收了一批以電影《返校》原型人物鍾浩東為代表的台灣人投身紅色革命。
除了直接加入共軍的台灣人外，還有許多台灣人留在日軍陣營，卻暗中替中共服務。比如早年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嘉義人辜金良，二戰時就在安徽擔任日本陸軍第15師團與新4軍第7師的聯絡人，將大批物資走私到中共根據地。撰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獨派大老施朝輝（史明），早年也在潘漢年領導下潛伏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替中共蒐集情報，目的就是為了建設一個紅色的新台灣。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左派的台灣人投身中共領導的紅色革命，可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在當時為蘇聯與西方盟國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所以也有許多台灣抗日份子不分左右投效重慶。台灣抗日份子，尤其右翼抗日份子投效國民政府的原因，來自於當時的國民政府擁有完整的行政機構，讓台灣人能夠藉由參加國民革命軍直接投入對日作戰。
直接加入國軍投入對日作戰者，以來自新竹的客家人居多，他們當中有官制35集團軍副司令的鄒洪、陸軍78軍新編第43師師長黃國書與陸軍特種兵聯合分校砲兵科科長蘇紹文。旅居美國舊金山的廣東梅縣籍老兵賴樹炯，對鄒洪將軍留下了深刻印象，認為他是位認真帶兵作戰的老長官，卻不知道這位老長官其實是台灣客家人。
或許為了避免被視為日本間諜，加入國軍的台灣人一般而言閩南人會自稱福建人，客家人則自稱廣東人。所以賴樹炯直到2016年9月接受筆者訪問前，都以為鄒洪是來自廣東省五華縣的客家子弟。其他在抗日戰場上立功的台灣人，包括隨湯恩伯將軍參加1937年8月南口戰役的宜蘭人陳嵐峰，還有1941年4月福清戰役中受傷的台北人陳守山，都是台灣人投身國軍參加對日作戰的表率。
除投效軍旅之外，還有台灣人進入中華民國外交部工作，比如戰後擔任第一屆台北市市長的黃朝琴，在抗戰之初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黃朝琴與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先生分工合作，以卓越的外交手腕阻止了日本人將載運2,000多噸廢鐵的廣源輪開往日本，避免了這些廢鐵被日本人用來製造炸彈轟炸中國，是中華民國對美交涉的一次成功典範。
此外連戰的父親連震東與中國青年黨資深黨員李萬居，都在抗戰爆發後為軍事委員會麾下，由王芃生組織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吸收，專門為國民政府蒐集日本的相關情報。華南銀行創辦人劉啟光，則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特工，並在開羅會議後輩委派為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少將主任，開展接收台灣的相關工作。
不過參加國民政府的台灣人，顯然並不全都是反共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很多左翼人士基於國民政府代表中國的現實，也紛紛投效重慶。比如深受廖仲愷影響的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將軍，就是國共合作的大力支持者，甚至數次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假若不是周恩來認為他留在國民政府裡對共產黨更有用處，或許李友邦早已加入了中共。
也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組成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台籍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裡有了合法的活動空間。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整體而言成為了新4軍的外圍部隊，他的歷任秘書張一之、華雲遊與潘淑華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且1941年「新4軍事件」爆發後，他們還庇護過被國軍第3戰區部隊打散了的共軍傷兵。
另外受到西北軍大家長馮玉祥提拔，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的彰化人謝南光、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幹訓班教育長的台南人宋斐如以及《大公報》專欄作家李純青等戰時待在重慶的台灣人，通通都是中共的同情者。他們不是在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繼續留在大陸，就是在光復後因為思想左傾慘遭國民政府逮捕槍決。
國民政府與中共一樣，仰賴台灣人對日文的瞭解從事對日本戰俘的宣傳教育工作。來自苗栗的康大川，曾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3廳廳長郭沫若介紹下，進入日本反戰人士鹿地亘組織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革命同盟會工作，結果卻受到了《論持久戰》等中共作品影響而思想左傾。中共建政後，康大川轉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出版《人民中國》雜誌爭取日本友人支持「新中國」。
大東亞戰爭的「聖戰士」
除了參加共產黨的左翼台灣人和投效國民政府的「中間派」之外，還有一批台灣人選擇了延安與重慶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但是他們的話語權卻因為日本的戰敗而長期遭到掩蓋。這第三條道路，就是加入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爭取亞洲人從西方殖民主義的手中得到「解放」。加入軸心國陣營的台灣人，因為軸心國失敗的原因，光復後被普遍貼上「親日」或者「漢奸」的標籤。
然而與日軍合作，推翻英國、法國、荷蘭以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這件事情，是否真的違反民族主義？是不是二戰時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就通通都是「漢奸」？對於致力於將「大東亞新秩序」貫徹到底的台灣人而言，或許這不過就是共產黨「蘇聯道路」與蔣中正「美國道路」之外的第三種選擇罷了，目的是爭取所有黃種人的「榮光」。
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還有對台共的大搜捕，就如同1919年三一事件給韓國人帶來的打擊一樣，讓台籍知識分子重新思考與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關係。在日本殖民框架下爭取台灣人權益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被保存下來，讓他們相信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並非不可調和的。就如同那個時代許多朝鮮精英一樣，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逐漸為台籍精英們所接受。
他們或許對日本侵略唐山祖國一事仍持保留態度，可是他們卻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遭受英美各國打壓的情況，認知到在壓迫台灣人的日本人上面，還有「壓迫全體東方人」的西方勢力存在。尤其是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遭到英美法駁回，更穰他們相信如果不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壟斷，黃種人將永遠是白種人統治下的二等人。
縱然再不喜歡日本，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時空背景下，似乎也只有日本能代表亞洲民族向歐美國家爭一口氣回來。於是打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許多台灣人便前往滿洲國發展，希望能為建設亞洲新秩序出一份力。比如官至滿洲國外交部長的新竹人謝介石，還有當上末代皇帝溥儀御醫的黃子正，即今日統派領袖黃光國的父親都是代表人物。
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總督府配合日本本土「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發起「皇民化運動」試圖同化台灣人，可是對於派遣台灣人到大陸與國軍、共軍等祖國軍隊開戰仍不放心，所以並不允許台灣人從軍。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相信讓台灣人去與西方盟軍作戰比較沒有問題後，才啟用了特別志願兵制度，讓台灣人有參軍的機會。
從1942年日本在台灣頒布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時，就吸引42萬5,921名台灣青年參軍的情況來看，「大東亞新秩序」確實廣受當時台灣青年的認同。1943年的「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在台灣首度發布的時候，同樣有31萬6,097人報名參加。雖然最終日軍錄取的台灣人數量，總計陸軍只有5,550人，海軍11,000人。
加入日軍的台灣人，並非對祖國毫無感情，只是他們認為滿洲國或者汪精衛政權比重慶的蔣中正更符合中華道統。還有一些台籍精英，是試圖先參加國民政府投入對日抗戰，卻遭到國民黨方面懷疑是日本間諜，最終只能投效汪精衛政權以求生存。如在南京擔任中華航空株式會社理事的台中人謝文達，就曾遭到過「藍衣社」的跟監調查。
還有來自彰化的黃南鵬，在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下擔任華北綏靖軍第2集團軍司令，投入對中共8路軍的戰鬥。根據曾在黃南鵬指揮下的老兵王和順回應，第2集團軍拒絕介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戰爭，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日軍交付的剿共任務。甚至當他們看到日軍被8路軍偷襲的時候，還會暗中為中共鼓掌叫好，可見黃南鵬暗中其實已經在替共產黨服務。
可見對於許多參加日軍或者汪政權的台灣人而言，他們還是自認在替中華民族主義服務，只是轉彎把西方強權設為優先敵對目標罷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亞洲大家庭的「內戰」，本來就是從培里逼迫日本打開國門，接受西方制度開始的，如果不把「西方殖民主義」這個障礙先行移除，中國人、朝鮮人與日本人等儒家文化圈的子民不可能建立可長可久的穩定關係。
此種思想，卻也讓參加日軍陣營的台灣人成為最右翼、最法西斯和最種族主義的軍國主義者。根據許多盟軍戰俘回憶，毆打他們手段最為兇殘的往往是來自朝鮮和台灣的看守員，他們甚至給台灣看守取了一個「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的外號。抗戰勝利後，許多在馬來亞、菲律賓、越南還有香港的台灣人都成了盟軍優先逮捕審判的對象。
但是也因為敵對的目標，純粹是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西方人，台灣人在東南亞殖民地戰鬥起來更加賣力。如被外務省派到印尼的陳智雄，戰後就參加蘇卡諾領導的獨立軍對付荷蘭人，在越南的日本軍醫陳篡地也一度受到胡志明的越南獨立同盟洗禮，堅決走上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道路。他們支持中共、北韓與北越的目的，並非是為了貫徹共產主義，而是要建設一個不受西方影響的亞洲。
尚未結束的革命
生活在戰爭結束75年以後的我們，可能會用很二分法的觀念，粗心的把第一種台灣人視為共產黨的支持者，第二種台灣人視為國民黨的支持者，第三種台灣人視為民進黨的支持者。然而歷史的真相，可能比我們認知的還要複雜，否則如何能說明施朝輝先生戰後成為了台獨運動的支持者？如何說明李登輝從日本兵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變成國民黨，國民黨再變成台獨之父的心路歷程？
事實上許多台灣人參加共產黨，是基於對共產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的認同。然而中共在毛澤東帶領下，脫離了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路線，逐漸走上了和蘇聯分道揚鑣的民族主義之路。毛澤東甚至連在過去接受斯諾（Edgar Snow）訪問時明確表示支持台灣獨立的理念，都在開羅會議以後遭到揚棄，讓台灣共產黨人內部出現了「祖國派」和「國際派」的爭端。
如史明這類反對漢人沙文主義的「國際派」，戰後選擇與中共分道揚鑣，就不是那麼不可理解了。而像謝雪紅這類沒有即早認知事實，在二二八後逃回大陸的「國際派」，自然是免不了遭到毛澤東惡整。至於二戰時加入國民政府的台灣人，很多本來就同情中共，甚至於是中共的地下黨，自然會在1949年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
還有許多原本一點都沒有左傾，甚至還相當右翼的台灣人，在確定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國際主義者後，由原本的反共立場轉而支持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主張大亞洲主義的台灣人，更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仍持續依賴美國的關係，體驗不到自己該有的戰勝國地位，只好將貫徹「大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寄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
筆者訪問過一位戰爭末期替神風特攻隊修飛機的王樹木，戰後曾為中華民國空軍接受，替第3飛機製造廠服務。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反對國民黨的行列，二二八事件期間甚至還保護過外省人，但是卻不願意在中華民國空軍待一天下去，原因就是他看不起中華民國空軍的軍官看到美國軍人時自己矮一截，向對方敬禮的心態。
所以左派台灣人出現過台獨支持者，右派台灣人其實也有很多人變成統派。比如前面提到的黃南鵬，從抗戰末期開始就暗中替中共服務，後來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派下到日本，對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滲透，試圖替中共掌握住海外台獨運動之動向。廖文毅在1955年4月獲邀出席萬隆會議，更是得到了周恩來的默許。
雖然許多獨派書籍認為，廖文毅的萬隆之旅歸功於陳智雄與蘇卡諾的私人情誼。然而根據中共2013年在北京西山建立的無名英雄廣場來看，陳智雄卻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從事的可能是跟黃南鵬一樣的工作。這些右派台灣人與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關係終究如何，應該是非常值得我們這些對兩岸關係有興趣的後人該去梳理的。
在日本被打敗後的今天，75年前太平洋戰爭背後的東西方文明衝突仍籠罩著今日的印太地區，只是代表東方文明的勢力，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反而是蔡英文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有藍綠兩黨的大多數精英，扮演的仍是與西方合作的角色。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正義或邪惡，到現在為止也尚未有能力證明誰將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因為這場始自1915年的革命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
即將在12月上映的《光計畫》是一部關於1945年後臺灣的外交、國際關係與認同轉變的紀錄片。複雜的國際關係須從歷史脈絡逐一梳理與分析，或許我們將有機會在混沌的2020年底窺探臺灣未來道路的輪廓。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應《光計畫》之邀約撰寫，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