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戰爭的「聖戰士」
除了參加共產黨的左翼台灣人和投效國民政府的「中間派」之外，還有一批台灣人選擇了延安與重慶之外的第三條道路，但是他們的話語權卻因為日本的戰敗而長期遭到掩蓋。這第三條道路，就是加入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爭取亞洲人從西方殖民主義的手中得到「解放」。加入軸心國陣營的台灣人，因為軸心國失敗的原因，光復後被普遍貼上「親日」或者「漢奸」的標籤。
然而與日軍合作，推翻英國、法國、荷蘭以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義」這件事情，是否真的違反民族主義？是不是二戰時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就通通都是「漢奸」？對於致力於將「大東亞新秩序」貫徹到底的台灣人而言，或許這不過就是共產黨「蘇聯道路」與蔣中正「美國道路」之外的第三種選擇罷了，目的是爭取所有黃種人的「榮光」。
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還有對台共的大搜捕，就如同1919年三一事件給韓國人帶來的打擊一樣，讓台籍知識分子重新思考與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關係。在日本殖民框架下爭取台灣人權益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被保存下來，讓他們相信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並非不可調和的。就如同那個時代許多朝鮮精英一樣，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逐漸為台籍精英們所接受。
他們或許對日本侵略唐山祖國一事仍持保留態度，可是他們卻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遭受英美各國打壓的情況，認知到在壓迫台灣人的日本人上面，還有「壓迫全體東方人」的西方勢力存在。尤其是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遭到英美法駁回，更穰他們相信如果不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壟斷，黃種人將永遠是白種人統治下的二等人。
縱然再不喜歡日本，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時空背景下，似乎也只有日本能代表亞洲民族向歐美國家爭一口氣回來。於是打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許多台灣人便前往滿洲國發展，希望能為建設亞洲新秩序出一份力。比如官至滿洲國外交部長的新竹人謝介石，還有當上末代皇帝溥儀御醫的黃子正，即今日統派領袖黃光國的父親都是代表人物。
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總督府配合日本本土「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發起「皇民化運動」試圖同化台灣人，可是對於派遣台灣人到大陸與國軍、共軍等祖國軍隊開戰仍不放心，所以並不允許台灣人從軍。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相信讓台灣人去與西方盟軍作戰比較沒有問題後，才啟用了特別志願兵制度，讓台灣人有參軍的機會。
從1942年日本在台灣頒布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時，就吸引42萬5,921名台灣青年參軍的情況來看，「大東亞新秩序」確實廣受當時台灣青年的認同。1943年的「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在台灣首度發布的時候，同樣有31萬6,097人報名參加。雖然最終日軍錄取的台灣人數量，總計陸軍只有5,550人，海軍11,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