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為了避免被視為日本間諜，加入國軍的台灣人一般而言閩南人會自稱福建人，客家人則自稱廣東人。所以賴樹炯直到2016年9月接受筆者訪問前，都以為鄒洪是來自廣東省五華縣的客家子弟。其他在抗日戰場上立功的台灣人，包括隨湯恩伯將軍參加1937年8月南口戰役的宜蘭人陳嵐峰，還有1941年4月福清戰役中受傷的台北人陳守山，都是台灣人投身國軍參加對日作戰的表率。
除投效軍旅之外，還有台灣人進入中華民國外交部工作，比如戰後擔任第一屆台北市市長的黃朝琴，在抗戰之初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黃朝琴與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先生分工合作，以卓越的外交手腕阻止了日本人將載運2,000多噸廢鐵的廣源輪開往日本，避免了這些廢鐵被日本人用來製造炸彈轟炸中國，是中華民國對美交涉的一次成功典範。
此外連戰的父親連震東與中國青年黨資深黨員李萬居，都在抗戰爆發後為軍事委員會麾下，由王芃生組織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吸收，專門為國民政府蒐集日本的相關情報。華南銀行創辦人劉啟光，則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特工，並在開羅會議後輩委派為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少將主任，開展接收台灣的相關工作。
不過參加國民政府的台灣人，顯然並不全都是反共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很多左翼人士基於國民政府代表中國的現實，也紛紛投效重慶。比如深受廖仲愷影響的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將軍，就是國共合作的大力支持者，甚至數次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假若不是周恩來認為他留在國民政府裡對共產黨更有用處，或許李友邦早已加入了中共。
也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組成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台籍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裡有了合法的活動空間。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整體而言成為了新4軍的外圍部隊，他的歷任秘書張一之、華雲遊與潘淑華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且1941年「新4軍事件」爆發後，他們還庇護過被國軍第3戰區部隊打散了的共軍傷兵。
另外受到西北軍大家長馮玉祥提拔，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的彰化人謝南光、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幹訓班教育長的台南人宋斐如以及《大公報》專欄作家李純青等戰時待在重慶的台灣人，通通都是中共的同情者。他們不是在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繼續留在大陸，就是在光復後因為思想左傾慘遭國民政府逮捕槍決。
國民政府與中共一樣，仰賴台灣人對日文的瞭解從事對日本戰俘的宣傳教育工作。來自苗栗的康大川，曾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3廳廳長郭沫若介紹下，進入日本反戰人士鹿地亘組織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革命同盟會工作，結果卻受到了《論持久戰》等中共作品影響而思想左傾。中共建政後，康大川轉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出版《人民中國》雜誌爭取日本友人支持「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