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史明這類反對漢人沙文主義的「國際派」，戰後選擇與中共分道揚鑣，就不是那麼不可理解了。而像謝雪紅這類沒有即早認知事實，在二二八後逃回大陸的「國際派」，自然是免不了遭到毛澤東惡整。至於二戰時加入國民政府的台灣人，很多本來就同情中共，甚至於是中共的地下黨，自然會在1949年後選擇留在中國大陸。
還有許多原本一點都沒有左傾，甚至還相當右翼的台灣人，在確定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國際主義者後，由原本的反共立場轉而支持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主張大亞洲主義的台灣人，更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仍持續依賴美國的關係，體驗不到自己該有的戰勝國地位，只好將貫徹「大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寄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
筆者訪問過一位戰爭末期替神風特攻隊修飛機的王樹木，戰後曾為中華民國空軍接受，替第3飛機製造廠服務。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反對國民黨的行列，二二八事件期間甚至還保護過外省人，但是卻不願意在中華民國空軍待一天下去，原因就是他看不起中華民國空軍的軍官看到美國軍人時自己矮一截，向對方敬禮的心態。
所以左派台灣人出現過台獨支持者，右派台灣人其實也有很多人變成統派。比如前面提到的黃南鵬，從抗戰末期開始就暗中替中共服務，後來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派下到日本，對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滲透，試圖替中共掌握住海外台獨運動之動向。廖文毅在1955年4月獲邀出席萬隆會議，更是得到了周恩來的默許。
雖然許多獨派書籍認為，廖文毅的萬隆之旅歸功於陳智雄與蘇卡諾的私人情誼。然而根據中共2013年在北京西山建立的無名英雄廣場來看，陳智雄卻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其實是中共地下黨員，從事的可能是跟黃南鵬一樣的工作。這些右派台灣人與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關係終究如何，應該是非常值得我們這些對兩岸關係有興趣的後人該去梳理的。
在日本被打敗後的今天，75年前太平洋戰爭背後的東西方文明衝突仍籠罩著今日的印太地區，只是代表東方文明的勢力，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反而是蔡英文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還有藍綠兩黨的大多數精英，扮演的仍是與西方合作的角色。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正義或邪惡，到現在為止也尚未有能力證明誰將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因為這場始自1915年的革命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
即將在12月上映的《光計畫》是一部關於1945年後臺灣的外交、國際關係與認同轉變的紀錄片。複雜的國際關係須從歷史脈絡逐一梳理與分析，或許我們將有機會在混沌的2020年底窺探臺灣未來道路的輪廓。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應《光計畫》之邀約撰寫，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