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鵬，作家（筆名梁惠王），北京師範大學北師大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古文字學、訓詁學以及先秦兩漢文獻學。在台出版品有《賭徒陳湯》、《鵠奔亭》、《赤壁》、《嬰齊傳》、《文景之治》等歷史小說與隨筆。
七月二十五日，北師大發布告，指史杰鵬「長期發表錯誤言論」逾越意識形態管理紅線、違反政治紀律…，解除其聘用關係。
以筆名梁惠王馳騁網上的大V史杰鵬，終於被他所在的北師大解聘了。解聘理由是「與主流價值觀不一致」的所謂不當言論。北師大好坦率，毫不掩飾文字獄本色。
文字獄，思想罪，這應該出產於半個世紀前的中國，用葉劍英元帥的話說，即「封建法西斯」的中國。那時有這種事一點不奇怪，沒有反倒是咄咄怪事。所以，處分史杰鵬的公文發佈之後，馬上有網友嘲諷說公文日期署錯了，不應是2017年，而應是1967年。
但的確白字黑字2017，不禁讓人惶然：這2017，跟1967有分別麼？難道真的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開（改革開放）前？
以筆者的親歷，可以肯定地說，改開三十年不是這樣子的，至少在對人的問題上。思想壓制和言論壓制，當然是一直有的，哪怕我們記憶中所謂最美好的八十年代，不也有過「清汙」麼？但無論怎樣的思想壓制和言論壓制，如果涉及對人的處置，不能不承認，很多單位很多領導還是審慎的，有一定底線的，公然的文字獄和思想罪，市場並不大。
風霜刀劍下的溫情
即便二十八年前，那段最嚴酷的日子。當時我是我那個大學的出頭鳥，「雙清」對象。外查內調的同時，針對我的「錯誤」，不知多少次無情批判，我始終不低頭不認錯。但最終的處分結果，仍是保護性質的「停課檢查」。無論如何，留了個飯碗。等到七年後即1996年，大氣候有所寬鬆，就悄悄恢復了我的講課。
事過多年，我進入了媒體，系部領導已退休。我回去探望他時，他才給我講了實話，當年他頂了多大的壓力保護我。按照校方本意，是一定要送我進監獄的。這主要因為春夏之交我跟人結了仇。當時學校有個衝在「鬥爭前沿」的衛道士，常常遭我頂撞下不來台。春夏之交後他因火線立功連升三級，從副科長升到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黨委副書記，剛好管到我，非要報春夏之交的一箭之仇。但他沒想到，他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即系部領導的頑固抵制。
其實系部領導也是春夏之交前才到系部任職，跟我泛泛之交。他願意冒著風險傾力保護我，無非基於不忍之心：他是經歷了文革的老幹部，不願在自己手上重演當年悲劇。
而這並非個別。二十八年前很多單位很多領導，傾力保護了很多像我這樣的「問題人物」。這就是說，那個時代思想上無論怎樣風霜刀劍，很多單位很多領導，多少還是有點對人的溫情，多少還是有點擔當。他們跟我那個老領導一樣親歷了文革及歷次運動，從中吸取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輕易不敢再整人，輕易不願再整人。涉及到人的命運問題，多半下不了手，多半會槍口抬高半寸。
但是顯然，時代的風氣似乎正在改變，這一切，今天似乎正在成為過去。
體制不是擋箭牌，該記私仇記私仇
今天的大氣候無論怎樣糟，都不會比二十八年前更糟；史杰鵬的「問題」無論多麼嚴重，都不會比我二十八年前的「問題」更嚴重，對他的「斷然處置」，卻比當年對我的處置嚴酷得多，實在沒有任何道理。更何況，按照今天的社會條件，對他的「斷然處置」，本來必須要有公正程式，包括公開聽證等程式。否則法理依據何在？沒有法理依據的「斷然處置」，不就等於射殺麼？
體制不是擋箭牌。任何性質的射殺，一定要有人扣動扳機。我當年遭遇的未遂射殺，要扣扳機的是某副書記。雖然那時我並不清楚他要讓我坐牢，但我知道是他整我，那時我就歸為私仇，每次校園中遇到，我都會雙手握拳兩眼噴火死死地盯住他，以致造成他條件反射，每次校園中遇到，他都會本能地趕緊掉過頭去不敢看我。只是因為後來上蒼給了他別的報應，我才放過他，沒在多年之後找機會跟他當面算帳。
文字獄、思想罪可能捲土重來之今日，我的這段故事或許有重溫價值。凡是槍口抬高半寸的，我認為一切好說。凡是槍口不肯抬高半寸的，非要交投名狀的，非要對人下狠手的，我認為就該記私仇，一個都不寬恕。
總之讓他們記住，別看今天鬧得歡，小心將來拉清單。 （相關報導： 笑蜀悼劉曉波：結局，或者說開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