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若活著看到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絕對不會驚訝的。早在二十六年前，她就已經預見中共根本無心實施一國兩制。證據在宋以朗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書裡，她一度以為鄺文美、宋淇會在九七前移民，得知是誤會，下一封信就寫出她對主權移交的看法：
所以造成這大而深的誤會的是我有些顧慮老沒提起，認為是多餘的話，因為你們不會沒想到。例如好醫生即使決定不走，以後看形勢也許還是要走。不走，也可能會應召去專治政要。
意思：九七前不走的香港人，將來可能還是要走的。中共一定會改變香港，最好的資源將由紅色貴族專享。
同一封信繼續：
當然香港也許九七後幾年沒什麼變化，為了作榜樣給台灣看。但是Clinton明言不干涉攻台，不像前任還多少留點迴旋的餘地。亮起綠燈，九六年攻台也許不僅只是恫嚇。我甚至想，人在香港是不要緊，人在他手裡就可以設法要別處的錢。
意思：一國兩制的唯一必要性，就是給台灣看。但是台灣之於中共，是可以硬拿就要硬拿的。因此北京也沒必要尊重一國兩制。不過她承認，就算不是為了台灣，維持兩制對中共多少還是有點好處，就是可以透過香港取得外資。
信寫成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再十個月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七十四歲老太太，還有神準若此的預測功力，已經令人拍案叫絕，更妙的是比喻：「人在他手裡」。兩制不要變一制，當然必須要有人留下，但就要有變成肉票的心理準備。中共在張愛玲眼中，就跟綁匪差不多。
今日稱張愛玲為「反共作家」，當然有窄化成就之嫌。但她至死依然反共，卻是不爭的事實。五十年代創作的《秧歌》、《赤地之戀》已寫出她對中共暴力本質與社會動員的反感，一九六八年〈憶胡適之〉把中共更可怕的一面也寫了：
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〇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了個話題。
意思：胡適認為共產黨江山是槍桿子打下來的，張愛玲不同意，她認為筆桿子更重要，跟她同代的一整代中國知識人，都被洗腦了。
不過，「本能的起反感」當然不算反共，頂多算不合群而已。依據《小團圓》裡的自我剖析，二十幾歲的她對中共印象都是從小說讀來：「巴金小說裡的共產黨都是住亭子間，隨時有個風吹草動，可以搬剩一間空房。」重點是，這時的她對共產思想並不排斥：
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別人，勢必久假而不歸。
換句話說，理念她完全贊成，可行性卻有疑慮，尤其剝奪自由這點。但也只是疑慮而已。這可以解釋為何她在一九四九當下沒出走，還在《十八春》與《小艾》兩部新作的結局歌頌新政權。 （相關報導： 廖亦武專文：一個龐大帝國對一個渺小詩人發動的戰爭 ｜ 更多文章 ）
她在創作與書信中都沒交待從不反共變反共的心路歷程。因此〈相見歡〉很重要，這篇是寫易幟前夕上海資產階級心態。〈浮花浪蕊〉更重要，這篇主角跟張愛玲一樣，本來沒想要走，易幟後兩三年才想盡辦法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