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擇雅專文:彩雲.蚊蚋.餅─張愛玲的反不反中三階段

2020-09-26 05:50

? 人氣

張愛玲若活著看到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絕對不會驚訝的。早在二十六年前,她就已經預見中共根本無心實施一國兩制。(圖取自網路)

張愛玲若活著看到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絕對不會驚訝的。早在二十六年前,她就已經預見中共根本無心實施一國兩制。(圖取自網路)

張愛玲若活著看到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絕對不會驚訝的。早在二十六年前,她就已經預見中共根本無心實施一國兩制。證據在宋以朗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張愛玲私語錄》書裡,她一度以為鄺文美、宋淇會在九七前移民,得知是誤會,下一封信就寫出她對主權移交的看法: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所以造成這大而深的誤會的是我有些顧慮老沒提起,認為是多餘的話,因為你們不會沒想到。例如好醫生即使決定不走,以後看形勢也許還是要走。不走,也可能會應召去專治政要。

意思:九七前不走的香港人,將來可能還是要走的。中共一定會改變香港,最好的資源將由紅色貴族專享。

同一封信繼續:

當然香港也許九七後幾年沒什麼變化,為了作榜樣給台灣看。但是Clinton明言不干涉攻台,不像前任還多少留點迴旋的餘地。亮起綠燈,九六年攻台也許不僅只是恫嚇。我甚至想,人在香港是不要緊,人在他手裡就可以設法要別處的錢。

意思:一國兩制的唯一必要性,就是給台灣看。但是台灣之於中共,是可以硬拿就要硬拿的。因此北京也沒必要尊重一國兩制。不過她承認,就算不是為了台灣,維持兩制對中共多少還是有點好處,就是可以透過香港取得外資。

當香港陷入「鐵幕」,台灣成為第一線「自由燈塔」,在新的對抗格局下,台灣需要一套新的香港對策。(柯承惠攝)
作者分析,張愛玲認為一國兩制的唯一必要性,就是給台灣看。但是台灣之於中共,是可以硬拿就要硬拿的。因此北京也沒必要尊重一國兩制。(資料照,柯承惠攝)

信寫成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再十個月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七十四歲老太太,還有神準若此的預測功力,已經令人拍案叫絕,更妙的是比喻:「人在他手裡」。兩制不要變一制,當然必須要有人留下,但就要有變成肉票的心理準備。中共在張愛玲眼中,就跟綁匪差不多。

今日稱張愛玲為「反共作家」,當然有窄化成就之嫌。但她至死依然反共,卻是不爭的事實。五十年代創作的《秧歌》、《赤地之戀》已寫出她對中共暴力本質與社會動員的反感,一九六八年〈憶胡適之〉把中共更可怕的一面也寫了:

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〇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了個話題。

意思:胡適認為共產黨江山是槍桿子打下來的,張愛玲不同意,她認為筆桿子更重要,跟她同代的一整代中國知識人,都被洗腦了。

不過,「本能的起反感」當然不算反共,頂多算不合群而已。依據《小團圓》裡的自我剖析,二十幾歲的她對中共印象都是從小說讀來:「巴金小說裡的共產黨都是住亭子間,隨時有個風吹草動,可以搬剩一間空房。」重點是,這時的她對共產思想並不排斥:

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別人,勢必久假而不歸。

換句話說,理念她完全贊成,可行性卻有疑慮,尤其剝奪自由這點。但也只是疑慮而已。這可以解釋為何她在一九四九當下沒出走,還在《十八春》與《小艾》兩部新作的結局歌頌新政權。

她在創作與書信中都沒交待從不反共變反共的心路歷程。因此〈相見歡〉很重要,這篇是寫易幟前夕上海資產階級心態。〈浮花浪蕊〉更重要,這篇主角跟張愛玲一樣,本來沒想要走,易幟後兩三年才想盡辦法要走。

兩篇都發表於一九七八年,都是冰山主義傑作,旨趣的龐大山體皆隱藏在海面下,讀者必須辨識若隱若現的草蛇灰線。〈相見歡〉那條若隱若現的蛇,是不知大難臨頭的四位主角怎麼因為不同因素,錯過遠避秦禍的機會。〈浮花浪蕊〉則故意不明寫洛貞「不過想走得越遠越好」的原因,卻故意用許多細節,指揮目送,要讀者自己去發現她良知過度敏銳、義務意識極強的性格,推斷出她的非走不可應該是拒絕被捲入社會動員,被迫變暴力共犯。

〈浮花浪蕊〉雖有自傳性材料,例如主角性格、離滬赴港的時間,卻稱不上自傳小說。不只是洛貞家世與職業跟張愛玲不一樣,她離開時的決絕也是張愛玲當年沒有的。怎知道沒有?因為她自己在〈重訪邊城〉英文版中有揭露,來香港前有去算命。算命就是內心不篤定,不知何去何從的意思。

依據馮睎乾〈張愛玲的牙牌籤〉(二〇〇九年)一文,她直到赴美前都熱衷算命,連是否應該移民來台灣都問了。

雖然不是自傳,〈浮花浪蕊〉的末世感描寫還是大有蘊涵: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裡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末世感在〈浮花浪蕊〉的癥候是猖狂盯梢,〈相見歡〉亦有盯梢,但是〈相見歡〉的盯梢卻跟末世感不太有關係。哪一時代、哪一城市沒無聊男子呢?最應該拿來跟〈浮花浪蕊〉這段類比的,是張愛玲在其他作品寫末世感的段落。《小團圓》與《易經》都有寫,女主角經歷港戰時以為是世界末日。這是張愛玲二十一歲的親身經歷。

但是她在創作裡第一次寫末世感,卻是〈傾城之戀〉最浪漫那段,范柳原「這堵牆,(略)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那串深情款款的話。對世界末日有這種少女想像,跟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有關。〈燼餘錄〉有寫,港戰結束,好多人提早結婚。

2018年香港書展文藝廊所展示的張愛玲《傾城之戀》手稿。(新華社)
張愛玲在創作裡第一次寫末世感,卻是〈傾城之戀〉最浪漫那段,范柳原「這堵牆,(略)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那串深情款款的話。對世界末日有這種少女想像,跟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有關。圖為張愛玲《傾城之戀》手稿。(資料照,新華社)

為什麼同樣是末世感,到了〈浮花浪蕊〉變成滿街故意過來碰撞女性肢體的輕薄男子?這就要講到小說裡上海資產階級在一九四九前說服自己不必逃難的說法:「日本人的時候也過過來了。」意即共產黨再糟,也沒日本人糟吧。

兩篇小說判若雲泥的末世感呈現,代表張愛玲在兩種統治之下都生活過的體悟:中共真的比日本人還糟,不是程度的糟,是性質的糟。

怎麼個糟法?且看洛貞即將踏出邊界,戀戀不捨想多看中國幾眼,看到了什麼:「這些人像傍晚半空中成群撲面的蚊蚋」,她相當駭異:「中國人怎麼會這樣?」

中共是糟在它改變了中國人的集體面目。原來在香港網民把中國人比擬為蝗的三十年前,張愛玲就已經比中國人比擬為蚊蚋了。當然這句的作用是呈現小說女主角在特定情境的心態,絕無種族歧視之嫌。

目前沒證據顯示離開中國前的張愛玲是否跟洛貞一樣,也認為中國人變得面目可憎。但是至少,七十年代的她是這樣想沒錯。今人看文革那些革命群眾的老照片,對她這種想法應該完全可以理解。

有趣的是,更早三十年前,她也曾在作品裡,為中國人集體面目賦予一種意象,而且很美。一九四六年〈中國的日夜〉有句「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媧補過的」,結尾她稱中國人為「補釘的彩雲的人民」。三十年間彩雲變蚊蚋,這就是張愛玲眼中,中共社會改造的成果。

這階段的張愛玲,依據現在說法,是反共亦反中。

二十出頭,青春正美的張愛玲。(網路/作者提供)
一九四六年〈中國的日夜〉有句「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媧補過的」,結尾張愛玲稱中國人為「補釘的彩雲的人民」。三十年間彩雲變蚊蚋,這就是她眼中,中共社會改造的成果。

析〈中國的日夜〉

但這反中情緒也只有出現在〈浮花浪蕊〉一作,其他作品是見不到的。《秧歌》、《赤地之戀》都是反共不反中,〈中國的日夜〉則是愛極了中國。

要理解〈中國的日夜〉為何國族情懷高漲,要記得她一九四四年散文〈詩與胡說〉的結尾:「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原來創作〈中國的日夜〉前後,正是她努力找門路想離開中國之時。依據《小團圓》,二戰結束,她雖然不想重拾出國留學的計劃而被母親罵「井底之蛙」,但因為丈夫胡蘭成正設法出逃,她還是想出國的,以作家而非學生的身份:「只好蹲在家裡往國外投稿,也始終摸不出門路來。」

〈中國的日夜〉意象繁富,妙句疊出,應該是張愛玲四十年代散文創作的最高峰。開頭的詩,核心意象通常說法是落葉歸根,張愛玲卻換成另一種比喻,變成一段愛戀,葉子落下是要去親吻自己的影子,影子也迎上去。最後,

秋陽裡的
水門汀地上,
靜靜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愛。

這裡,張愛玲寫的是一個人在自己國家終老一生的幸福感。

再來數段,都是描述她在買菜途中看到的中國人面貌:髒衣服的小孩、叫賣的橘販、要買肉卻被冷落的衰老娼妓。寫道士那段更是詩意驚人,把他想成「古時候傳奇故事裡那個做黃粱夢的人」,寫說他跪下行乞的樣子「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這些是為了鋪陳以下的感受:

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輕有氣力的。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

感情如此深沉,結尾卻是突兀、不完整且意思模糊的「中國,到底」,然後就句點,不是刪節號。刪節號放這句之前,句意完整且清晰的「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沉到底。」之後。

刪節號代表有話略過沒說,句點則代表說完了,就這樣,別再問,你自己想。結尾這個句號顯然故意要給讀者想像空間。

一種可能是確認:「這裡到底是中國」。第二種可能,前文不是有「譙樓初鼓定天下」嗎?可知「中國,到底」四字是樂觀期待:「中國的煩冤會一路沉到底,從此太平盛世」。

第三種可能是回應前文不時浮現的負面情緒,例如小孩「看了叫人心痛」,橘販「那種愉快的空氣想起來真叫人傷心」,因此四字應是悲嘆:「中國正往下沉到底」。

正反情緒彼此矛盾,「到底」又可以當作疑問句的加強語,因此四字的第四種解讀是探問:「中國到底會變怎樣?」

既然是探問,整篇主題又是作者對中國的依戀,因此就引申出第五種解讀:「我到底應該跟中國有什麼樣的關係?」

應該是五種意思都有,反映張愛玲此時的徬徨。

北京 街道 中國(圖/Go Ikeda@flickr)https://www.flickr.com/photos/usgo55/2413656537/in
既然是探問,整篇主題又是張愛玲對中國的依戀,因此就引申出第五種解讀:「我到底應該跟中國有什麼樣的關係?」(資料照,圖/Go Ikeda@flickr)

析〈談吃與畫餅充饑〉

通常作家都是離開後才寫出家國情濃的文章,張愛玲卻相反,是在離開前寫下〈中國的日夜〉。真的離開,作品對故國就不流露一絲眷戀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給鄺宋的信,她寫:「中國人內大概是我最不思鄉。」不只自己不思鄉,她還奇怪別人思鄉。殷允芃就紀錄下她在一九六八年說過的話:「我很驚奇,台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庭,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言下之意,她不是來美國才變孤獨,她是來美國才不必再費唇舌解釋她幹嘛只想自己過日子。

通常作家都用飲食來寫思鄉。張愛玲寫自己的不思鄉,就故意從飲食切入,也就是一九八〇年散文〈談吃與畫餅充饑〉。這篇的創作時間跟〈浮花浪蕊〉接近,國族情感屬於同一階段。

文章開頭就挑出周作人,把他寫吃的文章損了一下:

周作人寫散文喜歡談吃,為自己辯護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但是男女之事到處都是一樣,沒什麼可說的,而各地的吃食不同。這話也有理,不過他寫來寫去都是他故鄉紹興的幾樣最節儉清淡的菜,除了當地出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炒冷飯的次數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厭倦。

也不只是針對周作人,張愛玲其實是對中國人味覺上對故鄉的執念超有意見:「我們中國人享慣口福,除了本土都是中國人的災區,赤地千里。」以她看來,盛筵難再還要寫它多好,就是標題所謂的「畫餅充饑」,是不懂得把握當下。

周作人與胡適詩文唱和。
張愛玲在散文〈談吃與畫餅充饑〉中,挑出周作人(見圖),把他寫吃的文章損了一下。也不只是針對周作人,張愛玲其實是對中國人味覺上對故鄉的執念超有意見。

但是,童年本來就是口味形成期,寫飲食怎能不思鄉?張愛玲怎麼辦到的?

首先,張家已遷入城市三代,鄉下依然有田產,飲食上卻已斷連繫。這是為何她姑姑還會思念家鄉味「黏黏轉」,張愛玲卻完全不清楚是啥。

口味養成是城市,偏偏她成長的城市都相當國際化。這是為何她追悔該吃而沒吃到的是俄羅斯包子,尋訪未得而「皇皇如喪家之犬」的是英國司康。遺憾沒吃到的食物為什麼選這兩種?

怎選這兩種寫?她童年不是有一顆想吃而沒吃到的柿子,是念念不忘的遺憾,不只一九四四年〈私語〉有寫,六十年代《雷峰塔》又寫,九十年代〈愛憎表〉再寫一次,為什麼獨獨一九八〇年的〈談吃與畫餅充饑〉沒這顆柿子,卻換成兩種外國食物?

合理推測:張愛玲不想破壞〈談吃〉一文主旨:不思鄉。她也想強調自己童年就缺乏的中國人認同。別看她散文常出現「我們中國人」,《小團圓》第六章就有寫她小時候曾以為是外國人。《雷峰塔》則在第四章套用莊周夢蝶的概念,寫說女主角總納罕自己是不是公園看見的那位黃頭髮小女孩,夢中才是中國女孩。

許多人懷念的童年飲食皆跟父母有關。張愛玲也承認,在多倫多曾經「一時懷舊起來」買了香腸捲,跟她對父親的記憶有關。但是發現味道不對,就嫌它「哪是我偶而吃我父親一隻的香腸捲」。這是張愛玲特有的點到為止,點到父親對她的吝嗇。

跟母親有關的回憶是最好笑的一段:「我把臉埋在飯碗裡扒飯,得意得飄飄欲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光榮。」這麼美好,尋常人一定思念那道菜的。張愛玲卻不可能,因為那是有怪味道的雞湯。

難道她想不出中國菜有什麼好吃的?有的,她承認西湖膀蟹麵味道很好。結果她把這碗麵連結到中共上台後她感受到的恐懼。

與之對照的,是船上吃到的炒河粉,這經驗有寫進〈浮花浪蕊〉。為何強調連吃十天也不厭?弦外之音就是慶幸離開中國。

與美國有關的段落,張愛玲寫的都是她在這個移民社會如何找樂趣。去光顧丹麥人開的西點店、羅馬尼亞超市,買過波蘭小香腸、以色列苦巧可力,煮過義大利餃,還嚐過埃及辣煨黃豆。怎會思鄉呢?她忙著藉由買菜嚐新環遊世界呢。

當然她承認近年吃得不算好。懶,連菜都不炒了。但她認為美國如今本來就不流行美味,而是營養健康。結尾「花素漢堡」乍看是在讚美中國,卻彷彿在諷刺中國人特有的造假小聰明,但也可能是呼應文章開頭「中國人的傑作之一」大張紫菜。請注意,張愛玲只讚賞它好看、於人體有益、吃起來又簡便。

但是沒寫它好吃,這就是張愛玲的不思鄉。

析〈草爐餅〉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散文〈草爐餅〉也是寫食物,卻不是飲食散文,因為大片筆墨都不是寫吃,除了最後一段的一句:「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乾敷敷的吃不出什麼來。」滋味並不值得回味,當然也沒什麼家國眷戀。

然而,張愛玲遠走後,寫上海的文章那麼少,翻來覆去只有這篇。於別人來說也許算不上思鄉,對她來說這樣就是了。所以,她到底寫了什麼?

開頭說她讀到大陸一篇小說〈八千歲〉(她沒寫作者是汪曾祺),裡面有一位節儉富翁總吃草爐餅,她才恍然大悟,原來二戰時她常聽到的小販叫賣聲是在賣這個。

再來是叫賣聲的描述。張愛玲解釋那不是平民化食品,而是貧民化。小販她碰過一次,她描述了他的既黑又瘦。有一段特意把鏡頭拉遠拉高: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衖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著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麼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為了突顯這 「嚇人一跳」,下一段問一串問題,小小的籃子怎麼夠賣,一天是賣幾籃子,等等。再下一段卻筆鋒一轉: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裡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麼一剎那,此後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嘈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

這段文字像不像在反駁〈中國的日夜〉裡「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那一段?事實上,〈草爐餅〉雖然取材上看似〈談吃與畫餅充饑〉補遺,意象卻與〈中國的日夜〉高度重疊:都有陽光與洋梧桐,都有街聲與小販叫賣聲,都有路上偶遇的窮苦人家。差別是〈中國的日夜〉寫了許多窮苦人家,〈草爐餅〉則集中寫一個。

〈中國的日夜〉寫許多窮苦人家,是要突顯作者在他們之間的歸屬感:「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麼。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份。」到了〈草爐餅〉,她跟黑瘦小販就沒什麼連不連一起了。她住高樓,本來就不是這種食品的銷售對象。小販於她只是聲音來源,街上相遇一次也沒好好看他的人,只覺得他叫賣聲「單純地甜潤悅耳」,卻連那三字是「草」爐餅不是「炒」爐餅都不知道。

文章最後一句:「也不知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這個結尾強化了全文的核心概念:作者對小販的一無所知,也不覺得好奇。夾縫文章,就是年輕人的無知。

這是張愛玲晚期作品反覆出現的主題。《小團圓》中的九莉就是對母親的付出很無知,還錢那幕才會生出殘酷的念頭。〈色˙戒〉中的王佳芝就是對男人無知,救易先生一命後才完全沒想到易先生會殺她滅口。〈相見歡〉結尾,明明苑梅將來最無望,她卻只想到兩個老太太無望,也是年輕人的無知。

說〈草爐餅〉夾縫文章是年輕人的無知,意即這篇雖然反駁了〈中國的日夜〉,反的卻不是國族情懷。因為張愛玲已經寫過反國族情懷的作品了,就是〈談吃與畫餅充饑〉。

三篇一起讀,〈中國的日夜〉是見山是山,〈談吃與畫餅充饑〉是見山不是山,〈草爐餅〉則是見山又是山。我們不知張愛玲是否刻意,但是至少可以確定,三篇反映了她三個人生階段關於家國的三種態度。

業餘攝影家拍攝的照相館式照片,張愛玲女士解釋她忍著笑,因為覺得姿勢有點滑稽。
〈中國的日夜〉是見山是山,〈談吃與畫餅充饑〉是見山不是山,〈草爐餅〉則是見山又是山。我們不知張愛玲是否刻意,但是至少可以確定,三篇反映了她三個人生階段關於家國的三種態度。

在〈草爐餅〉中,閱讀勾起回憶,上海的街景對她來說依然歷歷在目,上海的街聲對她來說依然縈繞耳際。雖不眷戀,也算是承認思鄉了,這點跟〈談吃與畫餅充饑〉很不一樣。

她印象深刻的也不是十里洋場的繁華,而是〈中國的日夜〉中描述過的辛苦人。但是不同於〈中國的日夜〉的,是她不再想像自己是這個集體的一份子。

不再想像自己是集體的一份子,卻不是回到〈談吃與畫餅充饑〉所暗示的缺乏中國人認同。因為〈草爐餅〉跟〈中國的日夜〉還有一大差異,就是裡面根本沒有集體。小販與作者一樣,都是個人。

〈中國的日夜〉不只標題就有中國,內文出現「我們中國」與「我的人民」,作者遇到的辛苦人不是讓她想到外國人漫畫裡的中國人,要不就是古書或戲曲裡的中國人。作者並沒當他們是個人。

〈草爐餅〉卻不一樣,小販叫賣聲也許是作者回憶中的「上海之音」,她卻沒把他當作任何集體的代表,不管是中國人或上海人。一串問句寫她對小販一無所知那段,也只是針對她遇到的那位小販而已。

要問這階段的張愛玲反不反中是問錯問題。因為她沒看到中國人,只看到個別的人。

〈草爐餅〉是思鄉之作沒錯,但裡面既沒家國情懷,也沒要撇清家國。張愛玲已經超越那些。不只她本人成了四十年後反思發現其實很無知的個人,小販也成了她不曾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個人。

三篇比較,〈中國的日夜〉造語最華麗,但表態意味最濃,這是國族主義抒情作品不可免的。〈談吃與畫餅充饑〉雖然意在言外,只用曲筆,但還是有一種姿態  (標榜自己不中國,很國際化,當然是姿態)。〈草爐餅〉樸實無華,意思卻最深沉,因為只有自省。

〈草爐餅〉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發表時間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這年從四月下旬開始,美國媒體就天天有北京政局的新聞。五月二十北京戒嚴,觀察家已在預測中共政權岌岌可危。屠城尚未發生,台、港、北美華人就已忙著聚會、遊行、發表聲明。屠城發生後,更是〈歷史的傷口〉與〈血染的風采〉歌聲此起彼落,大家邊唱邊哭。

晚年張愛玲雖然獨居,但愛看電視。華文報刊是贈閱,自己出門也會買《洛杉磯時報》。華人世界的集體激情,她不可能沒注意到。

結果她選在這時,寫下這篇沒有集體只有個人的思鄉之文,不帶情緒,只是謙遜地、坦然地回憶自己的無知。是不是很奇特?

《印刻文學生活誌9月號》書封。(印刻文學)
印刻文學生活誌9月號》書封。(印刻文學)

*作者為知名作家。轉載自《印刻文學生活誌》9月號。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