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罹患極為凶險的肝癌一經媒體披露，立即引發海外一股震驚、同情、悲憤、示威的聲浪。西方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歐洲議會和美國也罕見的一致表達關切。但不管如何，劉曉波的悲劇人生即將以這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劉曉波「不合歷史時宜」的一生
劉曉波一生有三個關鍵點。一是1989年學潮即將進入尾聲時，他卻「不合時宜」從國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當然這並未能對學潮產生多大影響，但由於他和執行戒嚴的軍隊談判，避免了天安門廣場的流血，也使得清場和平進行。我們雖然無法說假如沒有劉曉波是否就一定會有其他結果，但歷史事實是在他的參與下，中國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會意識到劉曉波獨特的貢獻。
1989年劉曉波的表現有兩個特點：「不合時宜」與（溫和）理性談判。這一直體現在隨後的兩大關鍵點。
二是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經濟危機達到頂峰，全球經濟體系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國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國視為抵禦危機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這個西方價值觀正當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衝擊和質疑、「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成為流行語時，劉曉波反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榜樣發起零八憲章。這確實匪夷所思。這好比當蘇聯解體時，有人卻號召要向蘇聯學習一樣。所以不出意外的，這場運動根本沒有起到推動者想達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經濟危機本身就是對零八憲章的某種否定，有求於中國的西方也無法再實質性的支持劉曉波。不過假如他早一年這樣做，結果將會有很大不同。"不合時宜"的特點再度體現。儘管一年後劉曉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發表了《我沒有敵人》的演說。其溫和理性的特質也同樣顯現。
當然劉曉波也並非一無所獲，判刑後，他被授與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西方授與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哪麼2008年經濟危機後，又授與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總之給人的感覺中國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後諾貝爾和平獎就要給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說這個獎沒有政治性，一切只不過是巧合，恐怕難以服眾。
值的一提的是，當劉曉波獲得提名時，他的對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運）極其罕見的聯手反對。一些異議人士更是向諾貝爾委員會聯名上書進行阻撓。劉曉波能讓他的對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對他，顯示他選擇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和孤獨，這恐怕也算是一種不合時宜吧。
三是他的人生最終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哪時的英國還沒有退歐，美國也還沒有選出川普，歐盟依然還能團結。整個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願有能力共同向中國施加壓力。但現在退歐後的英國自顧不暇，在歐盟堅決不讓步的情況下，只能尋求中國的幫助。歐盟則由於英國的退出而實力大損，並不得不全面防範可能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還得和中國聯手應對來自美國在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上的挑戰。至於川普治下的美國則對人權毫無興趣，而且由於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行為已經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時劉曉波患病，西方的表態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英國甚至連形式都沒有。
可以說，這場病來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時宜」。不過即使面臨生命的最後關頭，劉曉波仍然表現出一如繼往的溫和。
顯然，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有其人個因素。在歷史的最關鍵時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觀上的選擇還是客觀上的突然發病。
中國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民運人士交談過，他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海外民運從盛到衰的轉折點。這一見解確實非常深刻。中國由此開始的長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運失去了歷史著力點，失去了介入中國歷史的能力，沒有了舞台，他們自然也開始被邊緣化。同時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對中國一而再的全方面讓步，這自然也包括人權話題。甚至人權淪為西方拿來和中國做交易謀求自己利益的籌碼。
我曾也說過，不管中國崛起是歷史逆流還是順流，但畢竟是一個流，任何個人在這個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選擇對抗，其結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這個長期持續的歷史潮流中，一代代民運凋零，歷史舞台對他們就此關上大門。劉曉波的悲劇也是一樣。在中國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訴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蒼白，難以贏得中國主流社會的共鳴，他（們）也沒有機會來實踐其理想，成為不被理解的歷史過客。可以說，哪種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至少在可見的未來，他們時代已經消失了。哪怕這個時期只是30年，40年，但對於短暫的人生來說，悲劇已是必然的結局。
西方的失靈與衰敗
應該說導致劉曉波悲劇的最大原因還是西方。劉曉波是西方普世價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戰後的表現卻一而再的對他進行釜底抽薪般的打擊。兩場反恐戰爭令美國由盛轉衰，2008年經濟危機令西方的合法性、正當性遭受嚴重削弱。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選擇的介入下變成一場又一場災難，直到2016年英國脫歐、川普上台、民粹主義在歐美全面崛起。同時由於種族結構問題，西方也正面臨文明的終結。
可以說劉曉波所信奉的東西正在崩塌。這對他的打擊之嚴重可想而知。雖然他的病有家族遺傳史，他本人也長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著堅實的基礎，對未來充滿信心的話，是不會惡化的這麼快的。對於劉曉波這樣的人，個人、家庭利益的損益對他的影響並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擊才更為重要。
對於一個歷史人物來說，肉體之死並不是終結，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劉曉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現在則恰恰相反。
可以說，今天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既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中國以自己獨創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是西方陷入困境難已自拔給了他以最致命的打擊。中國的崛起只不過消除了他當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則令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正如歷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劇不會僅僅是個人的，它往往是時代悲劇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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