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縱隊考慮到未來很可能因應國共談判的需要而必須離開廣東北上，但香港對中共歷來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運基地，而且在此中共設置有龐大的組織、學校與報紙。一旦香港被國府控制，很可能會下令全面取締中共在香港的活動，致使黨在整個華南地區的活動與資源都遭受巨大的損失。既然如此東縱不如與英國人合作，讓英國人戰後繼續統治香港，比交給蔣介石或余漢謀張發奎等粵系領袖，對中共在此地甚至全國的發展都更有利。
東江縱隊很快與英方達成協議，港英當局保證保護中共在港的所有外圍組織的活動為合法，中共就積極協助英方阻止國軍接收香港。為了政治上的敏感性與保密，港九大隊在港的編制內兵員600人不參予其事，但在新界各鄉村東縱所屬的2000多名民兵自衛隊員，則接受英軍的裝備補給與命令指示，在新界與寶安的交界處佈防，阻止國軍由廣東進入香港接收。
原本余漢謀張發奎以為在1945年8月下旬可以行軍縱隊方式，進入理應形同真空狀態的香港，在英軍主力到達前完成接收，造成既成事實。之後再逼英國承認現狀，洗雪百年國恥。粵系國軍作夢也沒想到，在新界這邊遇到了灑豆成兵從天而降的兩千名華籍「英軍」戒備佈防，武力阻止他們前往香港。在重慶搞不清楚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國府蔣介石，為了避免與「英軍」爆發流血衝突，連忙下令廣東方面各單位原地待命。
而這一待命就拖到了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組成的皇家海軍特遣艦隊抵港，代表盟軍受降，並同時恢復了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時間與主體從1945年的中華民國，就這樣被拖到了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汪老師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許多問題上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事實上不需要如此大驚小怪。應該直接說戰爭年代在血海火雨中滾大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最重要的鬥爭方針是「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做」。共產黨人所謂的愛國，首先還得要計較愛的是哪個國。倘若對自己的前途不利，假如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寧可甩開民族大義直接便宜英國人。
台灣作為與中共長時期以小搏大的玩家，是否要在道德上譴責對手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怎麼從這樣的史實上理解認識我們的對手，具備怎樣的性格。有了這種認識以後，對於現下北京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一件過時的文物，只合該收藏於歷史博物館的態度，就一點都不令人覺得奇怪了。
前面這個故事描述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手段上的靈活性，汪老師找到的另一段史實，就非常值得台灣人民關注，關係到中共在原則上的堅定性。汪浩在本書中特別側重描述了蔣介石在聯合國內，最後為了留下是同意採取兩個中國原則的。這與在台灣很多獨派的朋友都指責蔣主張漢賊不兩立，只能退出聯合國的說法相左，但汪浩的說法事實上卻真的合於史實。蔣當然希望可以竭盡所能留在聯合國內，名器上的調整當然是必要的犧牲。但是很不幸的是，這次換成毛澤東堅決反對。
1956年9月30日也就是在大名鼎鼎的萬隆會議後，毛澤東與其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印尼總統蘇卡諾會談。在這場會談中明顯看得出來，是努力在為某方當說客的蘇卡諾，主動對毛提到了兩個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並且力勸毛接受兩岸並立於聯合國的方案，哪怕作為暫時過渡方案也好，允許台灣留在聯合國內，讓中國盡早加入聯合國。這場談話內容後收入毛選，題目是「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
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當然聽得出來蘇卡諾此問的意圖，到底是在為誰當說客。雖說毛最後還是很禮貌地說「我們是好朋友」結束此次會談，但中間卻明確地告訴了蘇卡諾，以及他背後請他來投石問路的人，這件事情沒得商量。
毛說：「我們要借這個題目做文章。如果聯合國裡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蘇卡諾到這時還不死心地問毛:
「那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蔣介石就要退出，沒有臺灣代表的地位。」
毛斬釘截鐵地答稱：對。
換言之，不論當時蔣採取任何動作，都無法動搖毛矢志把台灣趕出聯合國的決心，15年後終於達陣。
在中國的具體實力已經千萬倍於毛澤東時期的今天，回顧這兩個為汪老師的說法作印證的故事，是台灣人民不論對國家的期待定位未來走向為何，都必須更理性冷靜地面對，這個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強大對手，並且思考我們將要走下去的道路。
這正是回顧這段意外的歷史，所能帶給當代台灣人最重要的養分。 （相關報導： 吳典蓉專欄：獨裁共產黨處理了毛澤東，民主民進黨搞不定陳水扁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