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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讀者不付費、出書又難賣,文字工作者怎麼靠寫作過活?這背後隱藏了嚴重的文化危機

在現代做一個書寫者並非易事。藝術資金縮水、記者成群解雇、廣播預算削減,出版界的生態如持續變動的地殼,想單純以書寫維生愈來愈難。

澳洲兩位作者莫爾浩斯(Frank Moorhouse)和艾爾譚(Ben Eltham)先前曾提出他們的觀察:

連在文化政策討論中,藝術家都是明顯被忽略的,更廣泛的經濟或社會政策裡就更別提了。藝術家—文字工作者—雖然從事創造性極高的工作,仍確實是社會勞動力的一部分,而且並非小部分。這樣一批勞動力被忽視得這麼理所當然,其實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大型科技和媒體公司都樂於在沒有付費給作者的情況下,出版作者們生產的內容,但每天接收許多免費內容的讀者卻沒有足夠的付費動機。

讀者沒有付費,出版、稿費收入又少,那麼書寫者都靠什麼過生活呢?

盜獵者、郵局櫃員、政策宣導人...為了維持繼續寫作,作家們所選擇的工作有時超乎常人的想像。

寫(創造性的)廣告文案是少數付薪仍豐的文字工作之一。以《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引起伊斯蘭宗教界軒然大波、甚至遭到伊朗追殺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就在跨國大公司奧美廣告待過一段不短的時間,舉凡《每日鏡報》或Aero巧克力都曾經過他的筆下。連費茲傑羅都曾在美國著名的大企業Barron Collier寫過洗衣店的廣告。

相對於幾乎與文學作品無關的廣告文案,大部分的作家的工作多少都會反應在他們作品對人物的描寫或對世界的觀點之中

比如,美國文學巨匠福克納花了一輩子描寫他那「只一張郵票大小」的家鄉,這廣為流傳的精準意象不來自別的,正是因為福克納曾在郵局工作過。

工友和警衛是某些作家的選擇—雖然他們並非多麼熱愛這份工作,但至少是份收入,並且可以將自己隱身在群眾邊緣,自由出入各種場所,觀看人生百態。

史蒂芬.金就曾在高中當過校工,而肯.凱西(Ken Kesey)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顯然來自他自己在精神病院的工作經歷。

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在路上》(On The Road)中所寫的就是他和他那一群「垮掉的」朋友,書裡的角色一邊開著車一路打著零工橫跨美國,撿棉花、洗碗、夜班守衛、加油站服務員,其實也是凱魯亞克自己的工作經歷。

傑克.倫敦(Jack London)非常年輕就在海上經歷過浪漫的海盜生活—那是專門覬覦牡蠣的海盜—1890年,他才十四歲,剛脫離還要被稱為童工的年紀便借錢買了一艘船,去偷別人養的牡蠣。船沒幾年就報銷了,他馬上簽約當了捕鯨人,跟著捕鯨船一路航行到日本。

寫出《羅莉塔》和《幽冥的火》(Pale Fire)等大作的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跟傑克.倫敦一樣喜歡自然、喜歡跟生物親近,事實上,他還是一位研究極深的昆蟲學者。1940年他為了躲避納粹到達美國,第一個工作就是在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擔任昆蟲學家,後來更成為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館長。

也有不少人就近在學院裡找工作,那時他們還不需要擔心升等或是專長或是點數等額外的事,自由的時間與平穩的職位是分心創作自己作品的難得機會。

除了研究昆蟲學之外,納博科夫同時也是康乃爾大學的俄國文學教授;雖然有人批評他學識並沒有真的那麼高,能拿到職位純粹是因為他是個俄羅斯人。

J.R.R. 托爾金是眾所皆知的語言學大家,牛津任教的他,在古英語方面的研究與譯作成就其實不比他的小說成就來得低

最後,讓許多寫作者羨慕的,大約就是能靠著文字過活的人了。無論是跨足出版業或是成為記者,能將自己的思緒落實為文字並以此維持生活所需,對某些寫作者來說是並非完美、但已最接近理想的狀態。

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擔任記者所得的稿費,甚至讓她成為整個家庭的經濟支柱。

當所有人的焦點都聚集於「平台」興起之時,或許我們更該注意在這些平台大旗之下的內容生產者;他們並不會因為載體的改變而消失,只是轉換了表達的工具與方式。而他們選擇的維持生活的方式,代表的除了個人的真實生活需求,更代表我們社會對自身文化的重視程度─這是所有希望能持續提供(或持續閱讀)好內容的人,不可忘記的重要指標

文/黃彥霖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Readmoo閱讀·最前線(原標題:讀者不付費、出書版稅低,書寫者都靠什麼過生活呢?)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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