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璁觀點:讓自殺不再成為選項

2017-05-27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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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表示台灣在15至24歲、25至44歲2個人口群體中,自殺分居第3、3位死因。如政府沒有謹慎留意導致自殺的各種社會成因,也無法積極兌現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就職典禮中,公開向青年世代的承諾:「致力改變對年輕人不友善的根本性結構」,請別讓自殺成為人們看不到出路希望的無助選項。(圖取自Pixabay)

作者表示台灣在15至24歲、25至44歲2個人口群體中,自殺分居第3、3位死因。如政府沒有謹慎留意導致自殺的各種社會成因,也無法積極兌現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就職典禮中,公開向青年世代的承諾:「致力改變對年輕人不友善的根本性結構」,請別讓自殺成為人們看不到出路希望的無助選項。(圖取自Pixabay)

台灣在15至24歲、25至44歲兩個人口群體中,自殺分居第3、3位死因。若政府無法兌現蔡英文就職時公開向青年世代的承諾,我們必須對政府發出刺耳的警語……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日前才剛公布的2017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自殺是日本15至39歲年輕人口的第1大死因。尤其是對10至44歲的男性、15至29歲的女性來說,此一問題特別顯著。

消除年輕人輕生的社會性因素

雖然整體看來,16年全日本自殺人數為21897人(等於是平均每天有60人自殺),已是連續第7年的減少,也是1994年以來首次少於2.2萬人的新低,但相較於歐美諸國還是偏高。

比如美國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中的自殺身亡人數)平均約在13至14,日本則在18上下(其實更驚人的是南韓,高達28)。專家都認為未來10年內日本若希望將此數字控制在13以下,政府責無旁貸必須投入更多的綜合對策。

能否有效地消除(或至少相當程度地緩解)年輕世代想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各種社會性因素,毫無疑問就是自殺死亡率可否降低的核心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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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自殺死亡率可否降低的核心關鍵,毫無疑問是能否有效地消除,年輕世代想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各種社會性因素。(示意圖,顏麟宇攝)

其實早在120年前,社會學這門專業領域誕生初期,法國學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就出版了經典著作《自殺論》(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從宏觀而結構性的角度,透過分析不同時期各種變項的數據,實證地歸納自殺行為背後的社會成因與心理動能。他將自殺區分為4大類型,至今看來仍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和參考價值。

百萬高危險的「隱蔽青年」

第1種名之為「自我本位型」(egoistic),指的是當個體無法順利整合進社會團體,而導致長期的孤立寂寞,比如社會適應困難或因久病而無法參與社群生活的「邊緣人」,都是自殺可能性相對較高的族群。

近年來日本層出不窮的獨居老人自殺案件,就不約而同地指向這種隔絕疏離、獨自抑鬱的狀態。而根據統計,全日本高達近百萬人的「隱蔽青年」或「繭居族」,他們也是這類自殺的高危險群。

相對於前者,第2種為「利他型」(altruistic),指的是一個社會或特定社群的整合強度過大,形成一種對個體的強制責任與服從控制,導致如狂熱信徒的殉教、軍士為了國家榮耀而自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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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經典著作《自殺論》將自殺區分為4大類型,「自我本位型」、「利他型」、「脫序型」、「宿命型」。(圖取自Pixabay)

根據調查,在日本,許多經濟拮据的老年人可能會把自殺視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一方面藉此減輕家人長照負擔,另一方面還有可能獲得一筆保險理賠。於是自殺便成了某種「犧牲自己,守護家族」的奇怪選項。

沒有抱怨但生命中只有絕望

第3種則被稱為「脫序型」(anomic),通常發生在社會結構失去穩定秩序或固有文化規範嚴重動搖,例如經濟大蕭條、天災巨變後或政局震盪時,個人因而喪失社會歸屬感或不再相信社會參與的意義,所產生的自殺可能性。

日本自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年輕男性的自殺人數就逐年增加,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問題加劇。

多數專家都同意,由於傳統終身雇用制正在崩解,派遣制度與彈性工時盛行(安倍當政以後變本加厲),導致將近4成的年輕人沒有穩定工作。而日漸貧窮化的他們,在看似自由其實失序的社會中,忍受著新瓶裝舊酒的勞動剝削,難免一個嚴重卡關就可能動念輕生。

最後1種是所謂「宿命型」(fatalistic):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改變自己命運。此種「沒有未來」的強烈無助與徒勞感,極易將人帶往自殺一途。

這種悲觀狀態,常見於日本校園中被霸凌而無人伸出援手的學生,以及職場中血汗過勞而壓抑不說的會社員。

「沒有抱怨」的不健康文化,既是結構性的集團體制產物,也是人際性的同儕壓力使然。2016年轟動全球的日本電通新進女社員過勞自殺案,就是在這種日復一日、不敢辭職卻又無力改變的宿命情境中發生。在這位芳齡24歲、東大畢業的自殺女生Twitter中,令人心疼又憤怒地充滿如下的貼文:「確定六日也必須到公司上班,我真的很想死」、「除了想睡覺,我已經失去任何渴望」、「每天對於隔天的到來,都感到恐懼不已」。

還記得鴻海集團在深圳「富士康」廠區所發生的工人集體跳樓自殺事件嗎?在歐洲左派行動主義大師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書中,曾引述富士康員工在部落格寫下的一段話:「(自殺)死亡的意義在於證明我們曾經活過,但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生命中只有絕望。」說來極其諷刺,如此震撼全球的自殺潮(幾乎是18至25歲的年輕作業員),竟然還會發生在涂爾幹對人類社會已然提出防範自殺診斷的一個多世紀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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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員工在部落格寫下的一段話:「(自殺)死亡的意義在於證明我們曾經活過,但在我們活著的時候,生命中只有絕望。」(圖取自富士康)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的統計,在15至24歲、以及25至44歲兩個青壯人口群體的主要死因中,自殺分居第2、3位。儘管我們國家的年輕人自殺死亡率並不如日、韓嚴重,但如果政府沒有謹慎留意上述導致自殺的各種社會成因,也無法積極兌現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就職典禮中,公開向青年世代的承諾:致力改變對年輕人不友善的根本性結構,我們必須對政府大聲刺耳地發出警語(而不只是消極地在媒體自殺新聞底下,對一般讀者加註個人性的警語):請別讓自殺成為人們看不到出路希望的無助選項。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師。本文原刋《新新聞》1577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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