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燁專欄：民主與獨裁的抗疫競賽？

最近因準備一篇研究文章，在思考政治制度（political regime）與疫情應對的關係。

過去許多學術研究都得出證據顯示，民主國家的人民在平均壽命、健康狀況等方面均好於非民主國家的人民。如果看人均公共衛生的投入，民主國家的人民也好於非民主國家。

疫情讓人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

但此次新冠疫情似乎推翻了過去建立起來的認知。在幾個分享全球各國疫情資料的網站上，各國的確診、死亡人數如競賽般一覽無遺，過去被視為民主領袖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似乎無力招架新冠疫情，也有人認為民主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嚴格的控制策略。

中國也在積極向其他國家分享經驗和提供援助。也有觀點認為，一個強大的政府能更高效地應對疫情。此外，被視為威權政府的新加坡目前只有二十例死亡，越南目前零死亡案例。

這是否就是一次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抗疫競賽呢？

英國牛津大學幾位學者透過統計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資料結論，顯示如果一個國家是民主國家，這將與該國人均疫情死亡人數上升相關。同時如果一國是民主國家，這個國家也更可能無法執行嚴格的隔離、社交疏離等政策。

這是與直覺相符的。在美國許多沿海城市，每到天氣晴朗的日子，市民就會選擇性遺忘社交疏離的警告而去海灘或公園聚會，紐約市警察也無力驅趕。

相反在中國，除了強大的警力之外，城市裡的「封閉式社區」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每個社區的居委會、街道辦工作人員更容易借助封閉式社區來監控人員出入和統計感染、密切接觸者資訊。農村的村委會也發揮了動員能力。

這種深入到最小單位的管理組織使掌握資訊、監控人員出入變得容易。這種基層組織被一些研究中國的國際學者稱為“cellular organization”（細胞型組織）。似乎無處不在的政府是應對疫情的理想政府形態。但這種無處不在的政府在非疫情時期也更容易打壓個人自由。

民主國家抗疫有成比比皆是

但這是否就可以宣布「民主無力應對疫情」？或者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關注同樣是民主政體的不同表現可以看到，台灣、紐西蘭、澳大利亞、韓國等地，疫情在初期階段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並沒有呈爆發趨勢。

而在德國，雖然歐洲一體化的政治背景，使德國很難在初期就做到關閉邊境的決定，但德國的死亡人數遠少於英法義西等國，這也是抗疫成功的指標之一。

同樣在北歐四國，瑞典由於沒有採取嚴格的控制政策，死亡人數超過了其他三國的死亡人數總和。可以看出，即便在同樣的民主陣營內，不同國家的表現仍然不同。因此，不可簡單宣稱民主國家的失敗。

各國的數字可信度也會影響評價各國的表現。歐美輿論一直指責中國的資料有低估成分，因此認為評價中國的抗疫表現不可依賴中國的資料。事實上，許多國家都存在數位低估的情況，比如加拿大在過去幾周內由於檢測能力不足，而無法使全部疑似病例都得到核酸及電腦斷層檢測。 （相關報導： 新新聞》520上路：疫情衝擊，青年一出校門可能就長期失業 ｜ 更多文章 ）

因此，可以指責中國存在瞞報統計數字的情況，但資料的可信度對任何一個國家可能都有疑問。因此，可以透過不同統計模型的估計結果來評價，但只說中國資料不真實，而忽略其他國家的低估情況也是不客觀的。

當然，即使報告的資料存在一定的誤差，也不可能把台灣的確診人數錯誤統計到與美國相當的程度，所以仍然有些經驗是美國等國值得學習的。

雖然美國的人口總數、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遠超越紐西蘭和台灣，這使得美國與這兩國在諸多方面的比較都不是最理想，但這並不妨礙美國學習一些可以學到的經驗，比如在疫情初期就採取嚴格的舉措、有一個得到民眾信任的領導、相信專業人士與專業知識而不是削弱專業力量、民眾自覺而負責等。

一些非政治制度因素也起到了難以被量化、但很可能是關鍵的作用。

東亞地區諸國由於有了SARS的經驗而更容易接受戴口罩、非洲國家由於長期受瘧疾、肺結核、愛滋病等傳染病困擾、東南亞地區長年受到登革熱的威脅，在實踐中往往有更多的抗疫經驗和靈活的病例報告系統等軟基礎設施。

盲目的自信讓美國受創

相反，中國雖然在SARS後也加強了傳染病報告系統，但專業人士和醫院經常受制於政治壓力，使得醫生往往錯過最佳報告時機，致使小規模傳染最終發展成大規模疫情。

此外，美國在一月下旬直到三月上旬，無論是白宮還是民間都有一種盲目的自信， 認為發生疫情的總是欠發達地區、總是亞非拉地區、東西兩岸的大洋是病毒的天塹，年輕人更是認為自己即使染上新冠病毒也不會死亡，甚至攻擊戴口罩的亞裔居民。這一切的無知、傲慢與自大，將美國帶到了今天。 （相關報導： 新新聞》520上路：疫情衝擊，青年一出校門可能就長期失業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