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其他的都統一了，可是在思想上面還沒有統一。諸生最喜歡說古代如何如何，拿這些來批評時政，抬高自己，好像比皇帝還厲害。他們還用這種方法來爭取民心，等於在教大家用什麼樣的方式批評皇帝和政府。如果不禁止，那麼在上面君主威勢就會下降，在下面朋黨的勢力就會形成。這個建議後來就帶來了歷史上的大浩劫：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這意味著要把過去各國的歷史，包括周封建的紀錄全部捨棄，只有一種歷史值得被保留，那就是記錄秦歷史的《秦記》。正因為周代留下來的王官學傳統對歷史如此重視，才會有淳于越這種人拿歷史來批評當下，所以要統統毀掉。這個做法相當於把學問的根本，也就是過去所留下的書，徹底地中央集權化。
接下來，天下的學問必須要徹底掌握在朝廷當中。《詩》、《書》這些過去百家語的紀錄民間不許私藏，只能夠官方收藏。更重要的是，「偶語詩書者棄市」─從這時開始，拿過去的知識學問來討論、批評變成了特權，只有少數人在皇帝和朝廷的同意下才擁有這種特權，沒有資格的人如果還敢私下討論《詩》《書》，就要接受嚴厲的懲罰。「以古非今者族」─如果拿過去的事例批評現實，那你的整個家族都要接受最嚴厲的懲罰。如果你知道有人偷偷地議論時政、以古非今，或者知道有人私藏《詩》《書》，但不報告，那就是同罪，要受到牽連。令下三十天之後，如果還有人匿藏這些東西，就一定要受處罰。
不過在這條後來被稱為「焚書令」的條例後，還留了一個重要的「但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用今天的語言來說的話，就是實用的書可以留著。當然，還有一種文書非但不可能燒掉，還要大力提倡，那就是法令。焚書令不只是要燒書，更重要的是要以這種極端誇張的手法來統一思想和知識。
焚書令之後，思想和知識只剩下兩種，一種是實用的知識，因為實用，所以可以學，不會牽涉到是非或者價值的判斷。在李斯的禁書令定下來之後，這種事情在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讓我們不得不整理出這樣一個歷史定則：如果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判斷，一種做法就是只管學有用的東西，沒用的不要學；倒過來，如果一個社會、一個時代人們只追求有用的知識，必然欠缺基本的人文素養，也就缺乏基本是非的判斷能力。
除了實用知識，普通人只能學法令。法令實際上也是一種有用的知識，只不過在這裡被特別區分開來。它跟朝廷的帝國體制直接牽連在一起，讓人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這種方式帶來了更可怕的破壞。如何評斷是非對錯本來有一個更根本的基礎，就是道德人倫，可是秦用禁書令表示，道德不重要，只有法律可以作為標準。
禁書令在歷史上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西周王官學傳留下來龐大的典籍、東周快速膨脹的「百家語」差一點都在浩劫中徹底消失。到了漢代，人們為了恢復這些知識學問，耗費了巨大的功夫和精力。不過也有幸運的，例如說《周易》，本來也屬於王官學當中很重要的一支，但因為它是「卜筮之書」，不在被燒的範圍內，反而留了下來。
可是司馬遷著意強調的是，焚書令不只是把書燒掉，其背後同時反映了李斯和秦始皇的基本心態，比燒書的影響更加可怕，那就是─人被取消了作為個體去自主吸收知識、得到學問、進一步思考、判斷是非對錯的權力。如果國家要把每個人都變成法令底下的機器，那必定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國家。 （相關報導： 中國史學家認了！秦始皇是山東濟南人，破譯戰國晚期竹簡，關鍵線索竟然是這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台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