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則舊日政要的掌故：生長在大同的山西作家朋友蘇華先生告訴我，我新得的舊版畫冊《雲岡石窟》雖出版於1979年，但其歷史背景卻在1973年。他還記得，這年9月的一天，街上萬人空巷，市民和有單位的人組織上街，手持小紅旗，歡迎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到訪。因為有周恩來陪同，規格很高，這也是《雲岡石窟》這本圖冊出得盡善盡美的遠因。龐畢度回國後不久去世，這在大同有兩個傳說，一謂其服不住社會主義的水土，一謂其未去上下華嚴寺拜佛，云云。
（前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在周恩來總理陪同下遊覽大同／騰訊大家網）
另一則最近的政要新聞則是：10月4日，朝鮮高官一行突訪韓國，雖然次日對外號稱是參加仁川亞運會閉幕式，但當天消息是爆炸性的，關於朝鮮第二三號人物突然出訪而一號人物久未露面的種種猜測，直到10天後金正恩出現在公眾面前，都沒有平息。據朝鮮《勞動新聞》的報導，金正恩是在視察新建成的科學家住宅小區。只要上網的讀者都可以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手持著枴杖，話題自然馬上轉到了「金正恩的身體出了什麼問題」上。
新舊對比，三十多年間最重要的變化，可能站在我那位朋友的角度看最為明顯：1973年的大同人民儘管站在街邊，與龐畢度總統近在咫尺，卻完全不知情，才會有後來的小道消息流傳；而今天借助網絡，不出門便知道另一個國家發生了什麼。
對一個國家而言，領袖的身體狀況便是國家機密的一種。新舊對比，我們更可以看出的，便是政治人物權杖與枴杖的相互關係，除開外部條件（獲得消息的渠道）的變化，這種關係至今甚少變化——朝鮮最高領導人為何手持枴杖，現在仍然是一個謎。不過，在龐畢度那時，封鎖消息更是常態——應該說，這種手段在政治生活中肯定開始得更早，而且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
龐畢度1973年9月10日——17日訪問中國，情形如下：
「他幾乎不需要走路。如果說他參觀了天壇、紫禁城和大同石窟，那時坐在供他使用的汽車上進行的參觀。」
提供這一科學真相的，是法國的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的皮埃爾‧朗契尼克兩位醫學界人士。他們根據對世界政要的病理分析，寫了《病夫治國》這部（以及續集）探討大人物們在權杖與枴杖之間的「案情分析」。龐畢度是其一，收在《病夫治國》中，這部書出版於1976年，續集收錄的政要迄止80年代末（簡體中文譯本出版於1992年）。很顯然，續集人物是可以出到現在、甚至是未來的。
《病夫治國》的開篇就引用了法國作家亨利‧德‧蒙太朗的隨筆《燈火管制》：
「要寫一篇論文，談談疾病在人類歷史上，也就是說創造這個歷史的偉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為人知的作用。有人談論克婁巴特拉（克麗奧佩脫拉，埃及艷后）的鼻子，卻不見有人談論黎希留（黎塞留，法國名相）的痔瘡。」
我特別喜歡這段題記，因為它說的正是權杖與枴杖的關係，巧合的是，如果以兩位皮埃爾的視角來看，朝鮮最高領導人的關鍵詞不正是「枴杖」麼？如此巧妙地結合了本義與隱喻。從政治人物的病理學出發，歷史開始重組一條線路，變換一種聲調，散發出另外一種魅力：甘迺迪不僅患過猩紅熱、盲腸炎、慢性哮喘、脊椎間盤破裂，而且正是在競選總統前，他患上了阿狄森病，此病痛帶來的其中一個後果，便是美國錯過了與中國展開聯繫的機會。
羅斯福總統，則是雅爾達會議三位國家元首中「行將就木」的人。另兩位與會元首，丘吉爾則是動脈硬化症患者，從他的治療上盡顯了權杖籠罩、隱瞞枴杖的特色；而史達林也是嚴重的動脈硬化症患者——「血管疾病對大腦的影響自然會反映在精神上，故而感情衝動會不由自主地爆發。三十年代是盡人皆知的惡魔，血腥的清洗便這樣甦醒過來。」
大致是這樣的闡釋；《病夫治國》有28位國家級別的政要，續集有20位，既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總理，也有蘇聯、東歐的總書記，還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宗教領袖、國王、獨裁者們。從身體病症來看政治人物，一點也不光彩奪目，而是衣冠楚楚、高談闊論、神聖莊嚴這些表象之下身體的缺陷、不適、病痛，以及由此使之在心態、政策、決策的應對與變化，可以說，是病症充當了一些歷史關鍵時刻的「重要角色」。如果僅僅是這種思路的重述，固然可以使讀者耳目一新，獲得了某種「知情權」，但不過也只是醫學範圍。
阿考斯和朗契尼克令人讚佩之處，就在於他們鑑於如此多的案例，希望能有國家級別的機構（比如醫療委員會）來掌握和決定國家領導人在疾病下的去留，使醫療秘密不再等同於以國家名義的刻意隱瞞，讓嚴重情況發生時，人民可以有所保障，免收其害（詳見兩書前言及續集的後記《將來會怎樣》，這是作者與法蘭西國家道德諮詢委員會主席讓‧貝爾納教授關於這一問題的對談），把醫學上的問題有效地引向政治領域，並尋求解決之道。如果說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覺得他們的研究視角對於現實有用，那麼我們更要佩服這兩位醫學界人士的先見之明。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裡彙集了48位政治人物別樣的傳記。除了在醫學上的權威性，阿考斯和朗契尼克的文筆亦相當精彩，這是優秀的西方新聞報導（而不是我們最近熟知的「非虛構」），試取喬治‧龐畢度總統一文的第一段：
「記憶猶新。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在倫敦交易所裡，黃金價格每盎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在北越，改組了政府。南斯拉夫正為意美兩國在亞得里亞海北部舉行的海上演習提心吊膽。那天晚上，巴黎下著雨。電視播送的是《基輔人》，作為關於蘇聯猶太人辯論的序幕。將近晚上十點的時候，警察悄悄地封鎖了通向聖路易島末端的貝頓碼頭的兩條道路。一小時以前，共和國的十九屆總統，六十歲的喬治‧龐畢度在那裡。在他俯視塞納河的私人住所裡逝世。他死於大出血。」
不得不提到譯者；現在我們知道，這兩部作品的譯者「何逸之」，正是法國文學翻譯家郭宏安先生的化名。
如果說從病理這一技術層面出發的探討，揭示了某種真相，對歷史亦有更為全面的展現——事實也是如此——然而歷史有所謂真相，人物的豐富性卻遠遠複雜於「真相」這個詞。即是我們明白了羅斯福總統在最後時間裡的所作所為（在與病痛和史達林的角力上，呈現出的是多麼悲愴的形象），但在評價這位政治人物時，這遠遠不能說明。如果說《病夫治國》需要一個很好的相關讀物，那麼我一定推薦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的《個人印象》，這本書最早出版於1950年代，在伯林的筆下展現的政治人物，如羅斯福、丘吉爾，給我們的是一個整體的，具有立體感的豐富和真實；這是超越了權杖與枴杖的敘述。
小檔案：《病夫治國》，作者: （法）皮埃爾‧阿考斯，（瑞）皮埃爾‧朗契尼克
＊作者為詩人、媒體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編：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