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第14屆「卡夫卡獎」在10月22日於捷克布拉格，授獎給中國作家閻連科。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得此獎項，也是繼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後，亞洲第二位作家獲此殊榮。以下為閻連科領取卡夫卡獎時的領獎詞（原文刊載於騰訊文化／騰訊大家網）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地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過早地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飢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裡，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裡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裡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而對於那個作家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裡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覆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地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地去集體賣血所致。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裡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裡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裡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裡，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儘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複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飢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的。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台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裡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瀰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裡，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裡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閻連科，中國當代作家，被國內文學界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和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應徵入伍後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專業作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多次獲得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中國文學獎項。代表作品有《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作品被譯成法、英、德、日、韓、西班牙、挪威、丹麥、蒙古等20多種語言。2013年他入列「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
卡夫卡文學獎創立於2001年，為紀念20世紀偉大的小說家卡夫卡而設，每年評選一次，主要頒給那些作品具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家。
2009年 奧地利先鋒劇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2010年 劇作家、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73歲，捷克人第三次獲獎）
2011年 愛爾蘭作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 )
2012年 捷克女作家和文學理論家達妮埃拉‧霍德羅娃（DanielaHodrov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