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網絡上就流傳一份經濟學家名單，叫做《苦候諾獎的大師們》，梯若爾（Jean Tirole）年年上榜，今年終於獲獎。我在推上看了一堆經濟學家對此的評價，概括起來都是well deserved，意思是「名至實歸，早該得了」。陳志俊老師有一陣在浙江大學，張口閉口都是梯若爾，一晃也十多年過去了。也許當時梯若爾的確是太年輕了，1953年出生，到目前也不過61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平均獲獎年齡是67歲。
經濟學自亞當‧斯密以來，主要的工作都是圍繞市場展開的。縱觀天下，大概有三大派：一叫市場永不失靈；二是市場失靈都靠政府；三是市場失靈但有機制可以提高市場效率。在當前的學術進展下，前兩派基本上都開始式微：第一派如芝加哥學派的理性預期說；第二派則在布坎南1986年以公共選擇理論獲獎後，沒有太大進展。
在第三派中又細分出兩大分支：第一支是市場失靈不一定靠政府，有其他機制可以修正，代表人物是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授給了夏普利（L. S. Shapley）和羅斯（A. E. Roth）的穩定配對，2009年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和2007年赫維茨（Hurwicz），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馬斯金（Maskin）和芝加哥大學的邁爾森（Myerson）的機制設計論；第二支是市場有失靈政府可以起點作用，梯若爾可以算這一支裡翹楚。
市場由於買賣方信息不對稱、私人行動的外部性以及人類行動的有限理性（例如1978年諾獎得主的司馬賀和2002年的諾獎得主卡尼曼），會產生失靈。這時候政府以恢復市場效率為目的的干預，可以讓市場重新運轉起來。問題的焦點是：政府的介入到底該多深？
充分競爭的市場帶來公共福利的增進，這到了市場至上主義這裡，就變成了宣傳口號。經濟學這門面向真實世界的學問，當然要問一問：充分競爭的市場在真實世界裡存在嗎？這一假設是不成立的。不充分競爭的市場，當然是有些企業大有些企業小，對擁有市場決定性力量的企業來說，其一舉一動都可以關乎一個行業，而小企業的生死也都可能綁在大企業上，所以梯若爾就說，你得先搞清楚大企業一轉身如何影響供應商、消費者以及其他同類企業。
這就是當下被稱為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領域的基本問題。1982年斯蒂格勒就以對產業結構和管制效應的分析獲得諾獎。梯若爾對這個領域的貢獻是革命性的，而且基本上這個傢伙都是不斷革自己的命，不僅在原有的基礎上提出統一的理論，完了不僅一步步更新理論還把實證工作經驗研究也一併做掉了。經濟學者應該知道這件事多可怕，尤其是在分工專業化的今天，做理論和搞實證的幾乎變成了兩撥完全不同的人。但理論與實際在梯若爾的大部分研究裡都是統一的。
產業組織領域的研究進展使得我們能更好理解不完全競爭市場，尤其對於壟斷企業的研究，使得我們有可能回答政府如何提供對大企業的最優管制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推而廣之，就成了梯若爾心心唸唸要回答的：什麼是最優政策干預？
整體而言，梯若爾為產業組織提供了一個框架，這些年大部分進展都得益於其貢獻。首先，梯若爾把科斯式的論述形式化了，並且通過對個人偏好、技術條件、和信息約束作出不同的假設，並改進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的工具，極大推動了這個領域的形式化和統一性。
其次，正如我前面說的，在理論分工日漸細化的今天，梯若爾不僅在理論上創新，而且把實證工作也做掉了。比你還勤奮的天才沒道理給你留下空子。同時由於其持續不斷的貢獻，將原本一個雜亂無序的領域理得比較井井有條。這些工作主要集成在1988年的《產業組織理論》一書和1993年與拉豐合作的《政府採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兩本書中，兩本書也都有中譯本。
最後，從微觀動機到宏觀政策干預，梯若爾的分析層層相因，將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分析相結合，改變了人們對政策干預的看法。
這裡說的大企業，是指那些對市場有決定性影響的企業。在一些情況下，比如說資源依賴，或者轉用於其他行業成本巨高，或者資源使用無法用一紙合同說清楚，像輸水主幹管道、鐵路、電線這些資源如果被一個企業掌握，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都會造成自然壟斷現象。通常經濟學假設自然壟斷企業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因為企業為了利益最大化提價，但消費者又極端依賴這些資源很難尋找替代，利益就會受損。
這最早可以回到1940年代科斯（1991年諾獎得主）回應庇古稅問題時提到的一個問題：要不要用政府資金來補貼自然壟斷行業。為了使公眾利益不受損失，企業又能運行下去，讓公共資金去補貼此類企業的看法很普遍。但科斯指出要做出此類決定，就需要知道社會剩餘，而社會剩餘又無法完全通過價格來顯示。再加上這個領域裡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政府或許無法做出正確的決定。
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性的監管方法是讓企業隨其邊際成本定價。所以此類企業往往享受巨額政府補貼，但政府監管者其實很難觀察到這類企業有沒有努力降低成本，有沒有盡力提高質量。中國的鐵路就是個非常明顯的例子：一方面巨額補貼，但另一方面效率低下、腐敗深重。
所以經濟學家們就想，對政府來說，能不能通過一定形式的政府採購合同，一方面讓企業有錢賺，一方面又能兼顧公眾消費者的利益。邁耶森（2007年諾獎得主）和合作者在1982年首先使用機制設計視角研究了這個問題。但沒有回答監管合同的最優形式到底是什麼，因為邁耶森的假設裡沒有對政府的管制能力進行限定。
拉豐和梯若爾1986年的經典之作形式化了監管者和被監管企業的關係，政府作為監管者儘管能觀察到產品和服務的成本，但不知道企業到底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降低成本；而企業呢往往比政府更知道如何去省錢，但因為可以享受補貼的好處就沒有動力去降低成本。這樣對政府來說，要從低成本的企業裡獲得租金，而要求高成本的企業降低成本，但因為信息不對稱，所以政府監管者就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平衡。這個基本模型對監管實踐有重要的啟示，但缺陷是沒有解決獲取信息成本很高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在政府採購合同中，與此類大企業的合同往往只管一時。因此就存在一個政府的政策承諾問題。比如說本屆政府不同意上屆政府的合同，隨意進行修改，企業如果預期到這種政治承諾不可靠，就不會進行長期投資。但有些東西，例如電信通訊等的確需要先期很大的投資，如果政策上的承諾不行，這些基礎設施類產品的供給就會很成問題，且影響公眾福利。
與此同時，如果企業先期進行了投資，此類先期投資又因為資產專用性的問題，無法用於其他的生產，就相當於企業巨大的沉沒成本。此時政府就可以敲企業的竹槓，要不減少補貼，要麼要求降低成本，而企業因為先期投入巨大就被綁定了。所以1980年代，拉豐和梯若爾通過一系列工作引入了有限承諾，即如果政策環境發生了變化，例如政府換屆了。政府監管者也不能單方面改變先期承諾，需要和被監管企業重新協商合同。
如果把長短期考慮進來的話，合同形式會更加。比如說現在政府和企業都做了承諾，尤其是政府不會單方面改變合同，那麼企業和政府能達到最優的產出嗎？結果是未必然。這其實是個經典的博弈論問題。因為一旦當政府或企業預期到它們會有一個第二階段的重新簽約過程，就會改變它們在第一個階段的承諾，因此最佳承諾就不會在第一階段作出，從而使得兩個階段的合約都不能導致最優產出。1988年梯若爾和哈特，以及1990年拉豐和梯若爾的文章，應用「重新簽約證據」的概念，細化了長短期合同的模型。因為長期合約相對靈活，監管者可以許諾在長期給予企業回報，這樣就能減少企業拿了補貼就跑的機會主義行為。
回過頭來，相對於政府的政策承諾，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話，就會千方百計隱瞞對自己有利的信息，或出現機會主義行為，或出現因為一家獨大反過來要挾政府的行為。後者被梯若爾稱為「虜獲」，與政府的敲竹槓相對應。監管虜獲最早由斯蒂格勒進行研究，拉豐和梯若爾極大推進了基於信息經濟學的虜獲行為研究。
但梯若爾近來在逐步借鑑行為經濟學的相關成果，修正這一虜獲行為的研究。典型之作是2004年梯若爾和馬斯金關於政治家和法官如何平衡監管行為的研究，他們的核心假說是擁有信息的監管者（政治家也好或者法官也好），不僅會考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會同樣考慮社會利益，因為他們會想在離任的時候留下「傳奇」。此類傳奇往往出於社會利益的考慮。行為經濟學將此稱為「社會性偏好」，例如對於無私、公平和正義的偏好。
這個領域主要不是歌頌市場從不失靈，而是研究市場究竟如何運行。在具體一點，就是考慮市場上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市場決定力，這些如何具體影響企業行為。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研究，因為實際生活中很難找到完全競爭的市場。
上面小結了梯若爾在自然壟斷行業的研究，但不完全競爭市場上更多見的是寡頭壟斷，而不是一家獨大的自然壟斷。寡頭壟斷意味著有幾家大企業，具有很強大的市場力量，可以左右市場。在198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革命之前，大部分討論都是集中在要麼完全競爭要麼完全壟斷的情況下，因為缺少必要的理論工具來特別研究類似寡頭壟斷這樣的問題。但博弈論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研究的面貌。用煥然一新來描述產業組織的研究，應不為過。儘管從最近十年來看，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諾獎都給了博弈論及相關領域，但梯若爾1988年的《產業組織理論》恐怕是當之無愧的這個領域的「聖經」。這幾乎是憑一人之力就重寫了現代產業組織理論。
博弈論工具開發之前，要分析新企業如何進入一個寡頭壟斷的產業或者寡頭們如何蹂躪這個行當裡的小企業，都比較困難。隨後一系列研究，例如1994年諾獎得主澤爾騰，2001年得主斯賓塞，2005年得主謝林，以及還沒有獲獎但足以份量的迪克西特1980年代的工作等，都使得更加具體的分析成為可能。
比如說，企業總要做一些先期的且不可逆的投資，比如說羅永浩搞錘子手機，要有資本投資吧，要有研發成本吧，還有營銷廣告也不可少。這些「戰略性」投資都有承諾價值，因為你要不弄個錘子出來，就都要打水漂。但是產量和價格的承諾價值就比較少，因為你隨時可以調整。這是迪克西特1980年的工作。但富登伯格和梯若爾1984年的文章指出，企業在做此類戰略性投資的時候，對市場環境的細節是相當敏感的。好比老羅出來是因為喬布斯不在了之類的信息。
現在假設有一個可能的寡頭企業和一個潛在的進入者，可能的寡頭的戰略投資會直接影響潛在者是否進入這個行業的決定。比如說可能的寡頭可能會宣佈大筆研發投資，以降低成本並阻嚇潛在者，潛在者會據此評估自己的資源以決定是不是進入這個行業。如果不進入，寡頭就享有寡頭利潤；如果進入雙方就要分享市場收益。潛在者進入就意味著次級博弈，只有潛在者的收益大於成本時才會進入，而潛在者的收益與成本又被可能的寡頭的投入所影響。
這樣對可能的寡頭來說，最優策略是首先決定自己的戰略投資是不是足夠「強硬」來阻嚇潛在者，或者在次級博弈中決定是否追加投資等。如果可能的寡頭因為第一期戰略投資使得自己看起來很強硬，但還不足以阻止潛在者進入，那麼在次級博弈中可以通過設定一個較低的價格把潛在者趕出市場。不過這樣的競爭會顯得更加激烈，會降低雙方的利潤。這樣可能的寡頭又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減少戰略投資並在次級博弈中與潛在者分享利潤；二是過度戰略投資以徹底阻嚇潛在者進入。
迪克西特和梯若爾的早期工作是將阻嚇與進入設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決定不可逆轉的戰略投資，第二個階段是一個短期的競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梯若爾和馬斯金通過一系列工作將動態博弈引入進來，取代了二階段模型。這個修正被稱為馬爾科夫完美均衡（MPE），在這一均衡中，每一期的選擇只與收益函數相關，發現數量競爭的均衡是單一的，而價格競爭則有多重均衡。
正如前面所言，梯若爾不僅自己開發工具和理論，同時也將其應用到不同的實際領域中。上述分析對於企業的決策而言，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對於企業的研發投入而言，如果一個先入者的研發投入和專利數量是公開清晰的，那麼潛在者會評估是否有可能在專利競爭中獲勝以決定是否進行研發投資，以及進入這個行業。同樣的分析可以應用到是否採用新技術等。
在同一個行業裡，大家都喜歡壟斷，其實沒有企業喜歡競爭。對於企業來說，如果寡頭們勢均力敵，沒準串謀定價就是好的選擇。但如果有一個寡頭展現了強勁的市場力量，沒準就會成為一個市場上的捕獵者，吞併其他的企業。
這裡梯若爾形式化了兩種不同的競爭方式：橫向競爭和縱向競爭。橫向競爭往往包括聯合起來打擊其他的競爭者，尤其是阻嚇潛在進入者。但也有可能某一個企業打破聯盟，通過降價的方式打擊其他競爭對手。橫向的企業併購是一個極端的案例。
由於消費者直接面對終端消費品，因此對於中間產品的企業往往不太熟悉。但實際上大量企業是買賣中間產品的，也就是說，這些企業的顧客是另一些處於上下游的企業。這裡有兩種不同的考慮，傳統的分析假設上下游企業間的限制性合同主要是為了提高效率，而非限制其他進入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其推論是企業效率提高有助於消費者的福利，但問題是如果上下游企業間的合同是為了限制競爭者的進入，那麼降低市場的競爭性就會損害消費者的福利。這對於判斷企業是不是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有重要的啟示，尤其是限制潛在對手進入維持自己的市場力量，往往就會造成事實上的壟斷，而不是有利於消費者的福利。雷和梯若爾1986年的工作討論了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縱向競爭行為，而哈特和梯若爾1990年的工作則討論了有限承諾下的縱向競爭行為，這都極大擴展了科斯之前關於企業併購的研究。
這篇文章裡介紹的只是梯若爾部分最重要的工作，梯若爾的勤奮使得其很跨諸多的研究領域，例如2000年和拉豐一起對電信行業管制和分拆的研究，金融市場的管制（例如和Dewatripont和Rochet以及Holmstrom在1990年代對銀行監管的研究），金融危機，資產定價和泡沫，公司金融，等等。在這些領域你會不停看到他的名字。從1981年出道以來，到目前為止梯若爾已經發表了178篇論文，這還不包括他獨著和合著的書籍。
我特別想提及的是，大部分梯若爾的工作最終揭示的是，經濟主體是理性人，是相當傳統的經濟學分析。但是近十幾年來，梯若爾已經開始逐步吸收行為經濟學的成果，例如2003年和勒那合作的關於利他行為的文章，以及2004年和馬斯金關於「名留青史」的動機研究等。儘管這不是梯若爾開創的領域，但這個勤奮的天才還是有可能把很多工作都幹掉，所以後學應該更加努力，以便還做點開創性貢獻。
注：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3日揭曉，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成為法國經濟學家問鼎諾貝爾第三人。61歲的梯若爾現任法國圖盧茲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科研所長，同時在巴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兼職教授，並先後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專欄作者。（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編：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