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隨團到日本旅遊，住在東京一間中檔飯店，房間裡沒有供應飲水，必須到走廊的自助飲水器取用。導遊告訴我，若要服務生送礦泉水，必須講英語，愈流利愈好。當時我沒想通，英語這麼管用。
隔天上午，全團集合，怨聲不斷。有人大罵飯店的服務太差，要服務生送水，慢慢吞吞，甚至沒人搭理，和我昨夜受到的「禮遇」天差地別。原來，我用了英語，服務生應聲而至，禮貌周到。
這件事我感觸良多。一、沒想到日本對美國有如此大的「自卑情結」。二、日本人對同樣膚色的東方民族是如此傲慢。印象中，日本人總是彬彬有禮，精緻婉約；一旦征戰，他們的手段之兇殘，棄人如芻狗，讓人懷疑他們有沒有人性。這種矛盾特質，為何日本人表現得如此鮮明？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1887-1948）的研究或能提供一些線索，她的很多判斷事後也都得到印證，迄今仍具現實意義。
露絲晚年寫成《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被視為西方（尤其是美國）了解日本文化的經典之作。它原是一份研究報告，是她受政府之託研究日本人的戰爭行為與思考模式，以摸清日本民族的底細，作為美軍大規模反攻的參考。1944年6月，美軍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短接相接，看到對手的殘暴與可怕與德軍完全不同，了解日本人成為當務之急。
露絲在這本書提到日本人特有的「恥感文化」。這是一種自尊心膨脹而又受到壓抑的情感，源自日本島國的狹窄地形，也與日本民族自視甚高的文化情緒有關。日本在二次大戰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充分體現日本人自認高人一等，亟欲在亞洲建立等級制政治秩序的一種心理狀態，日本是老大，其他國家「各就其位」，天下得以太平。而這種等級制又與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息息相關，別看日本全盤西化，它骨子裡是貴族社會，從禮儀和詞彙上可看出其中的差別。
日本把大東亞共榮圈的各國視為兄弟之邦，但在統治上以日本馬首是瞻。日本軍方曾言，「要讓佔領區的人們看清楚，日本和他們之間是兄弟關係。但不要對被征服者體諒過多，否則他們會過度利用日本的仁慈，這會不利於日本的統治。」即使日本戰敗，也從未承認「大東亞」的理想有違道德，就連日本戰俘也很少責難日本對亞洲國家所造成的傷害。露絲說，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肯定不會輕易拋開此一觀念，果然一語中的。
「恥感文化」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後者源於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以道德的絕對標準尋求救贖；前者對於犯罪行為則感到惱怒，縱有懺悔也得不到解脫。很多日本人覺得，只要惡行沒有公諸於眾就不必懊悔，懺悔反而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日本有祈福儀式，卻沒有贖罪儀式。這就不難理解，日本右翼人士一直否認有南京大屠殺，而首相安倍也多次表達承認日本侵略並一再向亞洲國家謝罪是「自虐」行為。
按理說，日本深受中華文明薰陶（尤其唐朝），如忠義、孝道、謙恭、禮教等在日本社會隨處可見，對於歷史卻難有擔當。國民黨元老張群，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是國民黨早期的知日派。他說，日本雖曾推動漢化，只學到「有禮無體」，禮數盡知，卻不懂得大是大非（謂體）。
夫子之道，在於忠恕，日本人只學到「有忠無恕」，對天皇絕對效忠，對別人少有寬恕，包括對待自己的同袍。每當被美軍擊退，日本軍人往往槍殺瀕死的傷員，或留下手榴彈與敵人歸於盡。如此強烈的復仇和毀滅情結，又如何要求日軍善待戰俘。
「菊花與劍」是一對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象徵。它曾為人類文明帶來輝煌，也為人類發展帶來災難。目前看來只有美國能管得住日本，因為美國完全征服過日本，包括戰後的經濟與文化，我的幾句爛英語，能唬住飯店服務生即說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