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物語:日本人為何如此!

2014-09-05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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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與劍」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卻也是日本獨有的民族深層特質。(取自網路)

「菊花與劍」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卻也是日本獨有的民族深層特質。(取自網路)

多年前,我隨團到日本旅遊,住在東京一間中檔飯店,房間裡沒有供應飲水,必須到走廊的自助飲水器取用。導遊告訴我,若要服務生送礦泉水,必須講英語,愈流利愈好。當時我沒想通,英語這麼管用。

隔天上午,全團集合,怨聲不斷。有人大罵飯店的服務太差,要服務生送水,慢慢吞吞,甚至沒人搭理,和我昨夜受到的「禮遇」天差地別。原來,我用了英語,服務生應聲而至,禮貌周到。

這件事我感觸良多。一、沒想到日本對美國有如此大的「自卑情結」。二、日本人對同樣膚色的東方民族是如此傲慢。印象中,日本人總是彬彬有禮,精緻婉約;一旦征戰,他們的手段之兇殘,棄人如芻狗,讓人懷疑他們有沒有人性。這種矛盾特質,為何日本人表現得如此鮮明?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1887-1948)的研究或能提供一些線索,她的很多判斷事後也都得到印證,迄今仍具現實意義。

露絲晚年寫成《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被視為西方(尤其是美國)了解日本文化的經典之作。它原是一份研究報告,是她受政府之託研究日本人的戰爭行為與思考模式,以摸清日本民族的底細,作為美軍大規模反攻的參考。1944年6月,美軍在太平洋戰場與日軍短接相接,看到對手的殘暴與可怕與德軍完全不同,了解日本人成為當務之急。

露絲在這本書提到日本人特有的「恥感文化」。這是一種自尊心膨脹而又受到壓抑的情感,源自日本島國的狹窄地形,也與日本民族自視甚高的文化情緒有關。日本在二次大戰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充分體現日本人自認高人一等,亟欲在亞洲建立等級制政治秩序的一種心理狀態,日本是老大,其他國家「各就其位」,天下得以太平。而這種等級制又與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息息相關,別看日本全盤西化,它骨子裡是貴族社會,從禮儀和詞彙上可看出其中的差別。

日本把大東亞共榮圈的各國視為兄弟之邦,但在統治上以日本馬首是瞻。日本軍方曾言,「要讓佔領區的人們看清楚,日本和他們之間是兄弟關係。但不要對被征服者體諒過多,否則他們會過度利用日本的仁慈,這會不利於日本的統治。」即使日本戰敗,也從未承認「大東亞」的理想有違道德,就連日本戰俘也很少責難日本對亞洲國家所造成的傷害。露絲說,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肯定不會輕易拋開此一觀念,果然一語中的。

「恥感文化」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後者源於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以道德的絕對標準尋求救贖;前者對於犯罪行為則感到惱怒,縱有懺悔也得不到解脫。很多日本人覺得,只要惡行沒有公諸於眾就不必懊悔,懺悔反而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日本有祈福儀式,卻沒有贖罪儀式。這就不難理解,日本右翼人士一直否認有南京大屠殺,而首相安倍也多次表達承認日本侵略並一再向亞洲國家謝罪是「自虐」行為。

按理說,日本深受中華文明薰陶(尤其唐朝),如忠義、孝道、謙恭、禮教等在日本社會隨處可見,對於歷史卻難有擔當。國民黨元老張群,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是國民黨早期的知日派。他說,日本雖曾推動漢化,只學到「有禮無體」,禮數盡知,卻不懂得大是大非(謂體)。

夫子之道,在於忠恕,日本人只學到「有忠無恕」,對天皇絕對效忠,對別人少有寬恕,包括對待自己的同袍。每當被美軍擊退,日本軍人往往槍殺瀕死的傷員,或留下手榴彈與敵人歸於盡。如此強烈的復仇和毀滅情結,又如何要求日軍善待戰俘。

「菊花與劍」是一對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象徵。它曾為人類文明帶來輝煌,也為人類發展帶來災難。目前看來只有美國能管得住日本,因為美國完全征服過日本,包括戰後的經濟與文化,我的幾句爛英語,能唬住飯店服務生即說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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