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2日，我應私人邀請參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誕辰120周年座談會。走進北京東單三條「協和」老樓會議室，我很吃驚：牆上無條幅，桌上無鮮花，室內沒有服務員，室外沒有簽到簿。靜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談會的規格低到無規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與會者，清一色銀髮老人，人人衣冠整潔，個個舉止得體。我掃了一眼，只認得蔣彥永先生。
他見我，即問：「『協和』請你了嗎？」
答：「我是受李家親屬之邀。」
又問：「你認識李宗恩？」
又答：「 我不認識，父母認識。李宗恩劃為『右派』，是因為父母的緣故。所以一定要來。」
會議開始，先播放視頻，內容是一位元記者的隨機採訪——把當下「協和」的頭頭腦腦，上上下下，都採訪到了。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李宗恩嗎？」
回答也只有一個：「不知道。」
我看過一本寫「協和」往事的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數語。顯然，這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人，也是被「協和」忽略的人。為什麼「忽略」、「遺忘」？因為他是舊社會協和醫學院第一個握有實權的華人院長[1]，更因為他是1957年醫藥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會議的主持人是現任美國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瑪麗・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 Brown Bullock)，她從大洋彼岸飛抵北京，就是專程來主持這個紀念會，並做演講。盡人皆知，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一個創舉，就是建立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1916年協和醫學院選址動工，1921年落成並正式命名。醫學界人士很清楚：在那個時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代表著國際醫學最高水準，協和醫學院正是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教學、臨床、科研三位一體，從總體架構到具體標準，一切向它看齊，模擬仿照過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紀上半葉對華（單項）援助出資最大、時間最長的項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與付出，都沒有白費。幾十年間，「協和」（即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之簡稱）在中國開創了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高等護理學教育之先河，在培養醫生，建設醫院以及醫學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很快成為亞洲醫學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標準，對日本、印度的高等醫學院也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被日軍佔領，受到嚴重破壞。戰爭剛結束，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會，要求儘快恢復「協和」的一切工作和專案。當時的基金會董事長小約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說：「協和醫學院的工作是我們皇冠上最明亮的鑽石，我們有最強烈的義務繼續支持中國的現代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