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師張思之是個漂亮的人。官司打得漂亮，儘管老輸，屢戰屢敗；人的樣子漂亮，儘管八十有七，夏天小尖領緊身T恤衫，冬季白色羽絨短夾克；文章寫得漂亮，單看他寫的辯詞，你就知道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辯護，作偽者為之揭露。一位臺灣知名律師形容其風範是「一朵含露的白玫瑰」。如此修辭，酷似形容美女，疑有不妥。其實，這話是本人說的，意思是自己要在泥濘的路上，始終「帶著晶瑩露珠」，「露出直挺尖刺」。
五年前，受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朋友的推薦，我買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帶回北京。從第一部《昨天的雲》開始，拿起就放不下，越看越興奮。第三部《關山奪路》是我最喜歡的，流的眼淚也最多，傳主寫的是於國共內戰期間，奔馳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王鼎鈞後記裏說的這段話，不由得讓我聯想起張思之，他不是也有著「曲曲折折走出來」的精彩人生嗎？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他也該有像王鼎鈞那樣的私人回憶錄。何況我們這裏一些不怎麼精彩的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寫自己的光榮經歷，他幹嘛不寫？
我認真地對他說了。
他認真地對我說：「會寫的。」
於是，我託人從臺灣帶了一套，鄭重其事送給他。我熱心建議：「你不要具體談案子了，也別太專業化，就寫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你也不要只寫自己，我希望能從你的筆下看到社會變遷，看到一代眾生，看中國人的集體經驗和因果糾結。」
我一個勁兒說。
他一個勁兒地點頭。
之後，就是長達四年的催逼！每次見面，寒暄幾句，便是一連串地問：「寫了嗎？」「寫到哪兒啦？」「什麼時候寫完呀？」
每次他都是微微一笑，幽幽一句：「寫呢。」
到了年關，我就是穆仁智，他就是楊白勞，上演二人轉。最後總會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以道歉收場。
我的脾氣來了！索性直言：「你以後別再插手什麼案子了。對你來說，多一個案子，不為多；少一個案子，不為少；你不幹，其他律師也能幹。可是，你的回憶錄只有靠自己。」
他還是幽幽一句，微微一笑：「寫呢。」
老說寫，老沒見他寫。我向邵燕祥先生抱怨：「宋士傑是油條，他（指張思之）也是油條，都八十了，還不抓緊寫！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多可惜呀。」
不想，邵先生回敬道：「張思之家族有長壽基因，指不定誰走在誰前頭呢。」我聽了，半晌回不過神。
二○一一年底，我照例收到他寫的道歉信。信中最後一段，說：自己因為視力不濟，讀書寫作受到很大影響。我長歎一口氣，把信收好，從此不再催逼，而他從提筆寫作也變為口述實錄，記錄者為《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先生，二人合作融洽。
表面說不「催逼」，其實心裏是惦記的。二○一二年，我忍不住對他說：「能把你口述文稿裏的幾個章節拿出來讓我過過眼嗎？」
張思之一口答應，隨即請孫國棟把「家世」、「王軍濤案」、「鮑彤案」等章節的初稿拿了過來。我是從「鮑彤案：幸無虧所守」一文開始看的。先是躺著看，很快就躺不住了，坐起，心跳，出汗，太刺激！好比嚼了一口大麻葉，持續興奮。可真是乾貨加好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