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壽《三國志》算起，中國人寫日本已寫了兩千年，年頭比日本人寫他們自己長得多。日本人總愛問我從哪裡來，所謂日本論、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世界上最早的，就是這《三國志‧魏書》當中的兩千來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婦人不淫不妒忌」云云。
它記下倭國「人性嗜酒」，雖然在武則天篡唐為周的時候改叫日本了，但時至今日，這話也說得沒錯，下班後成群結夥喝個醉仍然是東洋一景。有陳壽的史筆，日本人才得知自己祖先在公元3世紀是什麼樣子，但前些年有個叫西尾干二的，跳出來「新編歷史教科書」，出版了一本給國民看的歷史書，搶眼一時，說《三國志》關於倭人的記述沒有史料價值。日本人疑惑《三國志》，理由之一是中國至日本的航海路線難以坐實。原因歸罪於中國，卻忘了唐人早說過他們不以實對，山在虛無縹緲間。否定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並非始於此西尾，這既是給自己打氣，又是一個方法論，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貶低、否定、破壞中國文化來建立的。
倭人在大海之中，古時候我們不關心。遣唐對於日本來說是歷史上的盛事，但唐人王維說「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劉長卿說「遙指來從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東」。到了宋代，日本刀、日本扇進口了不少，歐陽修浩嘆：商人弄來這麼把短刀有什麼可說的！想當年徐福去日本，始皇帝尚未焚書，但日本把他帶去的那些逸書據為己有，不許再傳回中國。長達千餘年，倭人、日本人冒著生命危險渡海到大陸取經，而中國不必學日本。水往低處流，文化交流基本是單向的，這是正常的歷史進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研究中日之間古代文化交流也重視起日本文化向中國的輸入，這不過是在友好的題目下做文章罷了。或許有助於友好，但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是為編寫一部友好史。日本終於趕超了中國，一場甲午戰爭把中國人打得正眼看日本了，胡適小時候作文也得「原日本之所由強」。中國人看明白日本學了西方才強大，去日本留學就直奔主題，通過它學習西方。至於不如人家學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中國學什麼主義也是學不好的。
認識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國人至今猶看重美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台譯：菊花與劍）。它確是經典，但畢竟過去五六十年，出版時當今首相安倍晉三還沒出生呢。人們讀它的收穫好像主要是一個生動活潑的論點，即日本文化具有兩面性。書中說的菊，並非指皇家的標誌，乃是用鐵絲把菊花造型，以養菊的愛美對比以刀為榮的尚武。關於日本人的兩面性，唐人早已指出過，例如包佶寫詩送阿倍仲麻呂（晁衡）回國，說「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還很「野」的時候就跨越地學會了中國的「禮」，而那種「木性」現今也常被在日本給他們打工的中國人笑話。日本的一些優點，譬如拿來主義，善於學習，不過是一種習慣，談不上多少思想，而且是中國幫它養成的。處於原始時代，旁邊就有了一個那麼發達的文化，自然會不由自主地伸手拿來。養成了習慣，後來看見西方有更好的東西，也什麼都拿。社會一旦形成了某種體制，就未必還那麼寬容，因為拿來主義對於社會的穩定也可能是一個破壞。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組建洋槍隊，長篠之戰用三千桿洋槍擊潰武田勝賴的強悍騎兵，德川家康也率軍參戰，但江戶時代二百餘年基本未發展洋槍洋炮。
《菊與刀》問世十年前，周作人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醜。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是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蹟。」本尼迪克特用文化人類學解開周作人的疑情：這奇事的根由在於歐美文化是良心大大地好的「罪文化」，而日本人總得有人盯著指著才知「恥」。
更早些時候，一九二八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論》，寫道：「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裡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裡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從社會階級看透日本人的兩面性。近代以來大和民族的兩面性是武士與町人（商人工匠等市井之人）的合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誠信、高尚的品格是德川幕府用儒家思想對武士進行改造的結果。清除武士的「武」，那種從激情燃燒的歲月帶過來的野蠻的殺伐之氣，修養成「士」，以充當領導階級。明治天皇復辟後接連興戰，鼓吹武士道，我們知道的武士形象就一副野相了。
哪種文化都具有兩面性，非日本獨特。民族的兩面性不一定分明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魯迅在《一件小事》裡寫了車伕和老女人，這兩個人物合起來表現出中國老百姓的兩面性。一方面高大得「須仰視才見」，另一方面「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倘若他當年更無情面地解剖那老女人的可惡，或許當今中國不至於有滿街的「扶不扶之惑」。魯思‧本尼迪克特沒到過日本，著作中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例好些是得自俘虜或文學作品。戴季陶在日本前後生活過八年，更作為孫中山的翻譯、秘書接觸過很多日本要人。有日本學者認為戴季陶《日本論》具有體系性，足以比肩《菊與刀》，某些地方更凌駕其上。或源於歷史，或意在取巧，中國人觀察或研究日本多偏重文化或風俗，近現代人們更關心政治、經濟，卻天然是西方人的擅場。
不過，中國人看日本，也確實有幾個毛病。其一是先天的：一說日本就扯到中國，好像除了漫畫，滿日本看見的到處是中國文化。中國人在日本很快就學會彎腰蹶腚，而西方人不會，日本人學他們握手，這正是中日文化同根的現象。但過河為枳，何況過了海。「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心思一廂情願地詮釋日本。例如有文章介紹皇太子的女兒上學也得跟普通人家一樣帶飯盒，寫這麼一句：吃的自然是冷飯冷菜。這是用中國「冷」觀念描述日本，拉家常似的，就誤導了我們的認知。日本人自古好生冷，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和食幾乎除了大醬湯，沒什麼趁熱吃的飯菜。中國人說道日本文化常常露怯在中國知識上，甚而罵日本反倒罵到了自己的老祖宗。
又一個毛病像是後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打鬼借助鍾馗也好，當我們談論日本時我們在談論中國。這使我們偏激，凡事都說日本好。看現實的日本也需要把它放在日本的歷史當中看。譬如有一位名人說：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但現在中國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跟日本隨便哪個城市比。恐怕事實是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不是籠統的上海。東京遭受過幾次大破壞，有自然災害（關東大地震），有戰爭（美軍大轟炸），也有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前後的建設性破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對改造城市反悔反思。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思想曾支配戰敗後日本，收購土地，用稅金修路，通車，建高爾夫球場、休閒設施，獲得莫大的利潤，使生活便利而豐富，另一面卻破壞了美麗的自然。就是說，安倍晉三筆下的「美麗日本」遠不如過去。
聽說國內有這麼個妙論：不管你多麼厭惡日本，去一趟就喜歡了。真就有報導，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參觀日本，看見街上沒有穿軍裝的，軍校裡不講軍國主義，感動得回國就要送女兒去日本留學。倒是女兒說：你怎麼去日本一個星期就變成親日家了？這樣的親日家再淺薄不過了，恐怕底子就是個愚民。
有位叫莫邦富的，僑居日本三十年，作為獨立媒體人活躍在日本主流社會，不久前撰文，道破了「日本旅遊業歧視講中文的客人」，這恐怕是那些哈日（聽說又叫向日葵了）的遊客都渾然不覺的罷。日本人常說自己是小小的島國，這是長久跟所謂地大物博的中國相鄰而形成的傳統觀念。放眼世界，日本並不小。所謂「蘭學」啟動日本走向近代的文明開化，這個蘭就是荷蘭，它的面積還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得多。日本的陸地面積在世界二百三十國家中位居六十二，比德國、英國大，比韓國、朝鮮合起來還大。我們對日本的認識每每是傳聞，叫它小日本，但若真以為小，那就有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