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318學運並在411包圍中正一分局與警方嗆聲的台大學生洪崇晏，在5月5日「還我喇叭」行動和平落幕後，在街頭遭警上銬逮捕，還收了他的手機，義務律師緊急到場，折騰一天後於晚間由檢訊後請回。
這起說大不大，說小絕不可謂小的「洪崇晏遭上銬事件」，凸顯了一件事：口口聲聲言必稱法治的台灣，如果連執行公權力的警察都未必理解「法」的界限，我們的法治必然成為群眾運動中各說各話的犧牲品。
首先，群眾運動屬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而非殺燒擄掠性侵害之刑事案件，警方沒收非屬「犯罪工具」，更非《警察職權行使法》規範的軍器、危險物品的大聲公，查扣前亦未做筆錄開據給當事人，已屬荒謬，因此讓學生多鬧一場「還我喇叭」行動，警方只能啞巴吃黃蓮，交還了事。
其次，警方以妨害公務等罪名偵辦群眾運動中包括洪在內的多名參與者，不論是妨害公務或毀損公物，參與運動的學生們捍衛其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之外，迄今無人逃避該有的司法程序，他們的主張非常明確，因此事件是警察與群眾的衝突，應該直接由檢察官訊問。根據刑事訴訟法，警察只是「執行」人員，警方的「約談」只能是代檢先問，即使做完筆錄還是要送檢察官再訊，警方約談不到，也只能依法移送檢察官，並不構成強制拘提的要件。
其三，拘提是對人身的強制處分，攸關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在法的要件上必須格外慎重，憲法明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照中正一分局的說法，警方拿到了檢察官的拘票，換言之，洪非屬罪刑重大有逃亡串供之虞的現行犯之「逕行拘提」，而是檢察官同意的「強制拘提」。那就要問：洪拒絕的是警方的約談而非檢方的約訊，檢方有什麼道理開出拘票？平白讓運動者有「司法追殺」的話題？退一步說，即使警方拘提合法，有必要對非重大刑案之刑事犯上銬嗎？
318學運以來，台灣社會經過長達一個半月的街頭震撼，流竄於官署街頭的學生群眾不斷抗議，另一方則焦躁於國家公權力之不彰，同樣發起街頭遊行要求「警察硬起來」。對員警而言，正因為手中的公權力，即使操勞於街頭，都得比群眾更理性。
執法者尤其需要冷靜和自制，在法律的界限內執法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石，逾越了法的界限則只會製造更多對立和喧擾，手銬不該成為社會運動者的勳章，在樹立公權力威儀前，重新幫執法者開堂法治教育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