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內地（中國大陸）很多新開樓盤都出現打折出售的現象，甚至北京部分樓盤都出現降價，二手房銷量更是頹勢盡顯，聯想到4月初李嘉誠家族剛剛拋售了北京盈科中心資產，李嘉誠的「拋售論」再次升溫。人們不禁驚歎：面對內地樓市降價的形勢，李嘉誠再次成功避險，李嘉誠真正的過人之處又究竟在哪兒？「撤資」之後的李嘉誠又該如何演繹他傳奇的商業帝國？
現年85歲高齡的李嘉誠，已經連續16年雄踞華人首富寶座，資產總數高達294億美元。顯然，一個擁有如此龐大資產的商人，能夠在如此長的時間裡保證其商業帝國的穩固發展，僅僅依靠超群的商業才能是不夠的，非凡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和敏感的政治嗅覺是保證李嘉誠不斷輾轉騰挪於香港、內地而不敗的真正秘訣！
首先從大陸說起。我們知道，大陸的政治環境決定了其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屆政府的政治導向，經濟發展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李嘉誠當然也深知此理，他多次公開表示「多做事、不問政治」，但不問政治並不代表不理政治，你能驚人地發現，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已連續16年進入全國政協，李澤鉅曾擔任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十屆、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
也就是說，從李澤鉅擔任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1998年開始算起，這16年來李嘉誠始終與高層政治保持著密切的往來，而這也恰恰是其締造十六載商業神話的16年！可見，李嘉誠不僅僅是一個商業奇才，更有著非凡的政治智慧，他過人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1958年，李嘉誠開始涉足房地產業務，到1976年已經小有名氣，而香港的「地鐵招標一役」則讓他一舉成名，奠定了後來與滙豐銀行建立緊密關係的最堅實基礎。1977年的地鐵招標是當時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次公共建設工程，尤其中環站和金鐘站是最重要、也是客流量最大的兩個車站，其上蓋可以建成地鐵全線盈利最豐厚的物業，因此意義非比尋常。
李嘉誠憑藉其超凡的商業能力擊敗了當時具有英國凱瑟克家族背景的怡和系置地公司，名聲大噪，吸引了時任滙豐銀行董事長沈弼的格外關注。但這還不足以讓滙豐銀行和李嘉誠的關係如此緊密，接下來發生的事不僅讓李嘉誠在香港找到了真正的「大靠山」，更是完美地體現了李嘉誠高超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覺。
這要從九龍倉收購說起，當時九龍倉舊址地產開發不利，李嘉誠早有意向將其收購，於是低調買下了九龍倉20%的股權，成為九龍倉的最大股東，九龍倉緊急向滙豐銀行發起求救，當時的滙豐董事長沈弼則親自勸阻李嘉誠要其放棄收購九龍倉資產。商人李嘉誠當時審時度勢，考慮到將來要想在香港發展離不開滙豐銀行，便果斷放棄了對九龍倉的收購。他的政治智慧在此顯露無疑，因為在當時的香港想要開發土地，就必須要支付一筆大額的土地出讓金。如果沒有滙豐銀行的支援，是很難有資金去開發房地產市場的，而且滙豐與當時的「一代船王」包玉剛關係甚密。於是李嘉誠在給了沈弼一個大面子之後，緊接著就做了一個更有意思的事。滙豐收購此前陷入財政泥潭的和記黃埔後準備出手轉讓，但始終找不到好的買家，李嘉誠看准了這個時機，深知這位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曾任滙豐銀行副主席的包玉剛與滙豐銀行關係非比尋常，為了成功入主和記黃埔，李嘉誠親自約見包玉剛，向他表達了想出讓手中一千多萬九龍倉股的想法，同時希望包玉剛幫助他促成滙豐銀行轉讓9000萬股和記黃埔股票的回報。
於是我們看到，1981年，李嘉誠成為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同年，包玉剛在李嘉誠的幫助下，擊敗怡和系成功收購九龍倉集團，1985年，李嘉誠受沈弼邀請進入滙豐銀行董事局，正式成為龐大的英資體系中的一員。李嘉誠與滙豐銀行的緊密關係也由此形成，更為日後不斷壯大他在香港的商業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為在港英政府時代，滙豐銀行董事長作為香港的實際統治者，控制著整個香港的經濟。
隨後我們看到，在滙豐銀行的「庇護」下，李嘉誠全面掌控了香港的房地產開發以及電力、交通、電信、零售等大部分公共事業，他在香港的資本運作行為能夠獲得各種特權，1986年滙豐銀行董事長沈弼退休之前，將和記黃埔地產集團的控股權以淨資產50%的低價直接賣給了李嘉誠，和記黃埔接管港電集團時也被免於公開要約。而到了1987年，李嘉誠將長實集團的個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以及將長江實業對和黃的股份增到35％以上等資本操作均被免於公開要約。
1989年，李嘉誠開始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場，全力發展與大陸高層的關係，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坐落於東長安街1號、擁有了亞洲最大商業建築群的「東方廣場」專案，因為如此規模的大專案，沒有高層的支持與授予是很難做成的。我們看到，李嘉誠隨後開始加緊組建在大陸的投資項目，並大舉介入房地產開發、能源建設等領域。
由此我們發現，不論是大陸還是香港，李嘉誠的投資似乎都是建立在一個非常有利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下的，李嘉誠一直強調的所謂「安全」，其實就是一種「壟斷」。因為在市場中，只有「壟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其投資的最大安全，而壟斷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於與高層的關係，而發展與高層的關係則需要準確把握高層的政治經濟發展導向。
新一屆政府旨在打破行業的壟斷格局，全面啟動中小企業發展活力，這一點其實是與李嘉誠家族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悖的，因為這樣的經濟環境無法為李嘉誠提供他所謂的「安全」投資環境，「撤資」也就在所難免了。無論是香港和內地，李嘉誠是找不到之前的那種「安全」的感覺了，體現在細節上，就比如他跟梁振英之間的「矛盾」上。當年李嘉誠就曾經和賭王何鴻燊說過，如果梁振英當選，他將會撤資。
而香港方面，李嘉誠的「大靠山」滙豐銀行似乎也不再看好其在香港地區的業務，去年開始陸續清空了其持有的15.57%的中國平安H股股份以及8%的上海銀行全部股權，2013年底以來更是持續下調對香港的經濟預測，香港經濟逐步失去滙豐的支持。李嘉誠一定早有準備，陸續撤資也是遲早的事，而之前中信泰富反向收購母公司中信集團後，很有可能會陸續承接李嘉誠以前在香港所扮演的角色，當然這是後話了。李嘉誠則繼續借助其英資背景的「庇護」，將其核心業務大舉遷入更為「安全」的投資環境——英國。當然，英國的資產確實挺便宜的，這不是一舉兩得麼。
所以說，加速「撤資」的李嘉誠，並非只是在經濟層面上不再看好大陸和香港地區的業務發展，更重要的是兩地的投資環境不再符合李嘉誠一貫的投資理念，李嘉誠不過是想找個更舒服的投資環境。至於內地的樓市「降價」只不過是李嘉誠「撤資」大陸背後一個非常表像的原因，並非根本。至於「撤資」中國香港到英國，李嘉誠更多是無奈的選擇，因為又要到一個新的環境，又要開始發展新的「靠山」。
因為滙豐銀行在英國，不像在曾經的中國香港那樣對英國經濟有實際控制權。更重要的是，今後李澤钜與李澤楷很難完全獲得李嘉誠在「人脈」上的傳承，李嘉誠一手締造的商業帝國將來究竟靠什麼去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