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烏克蘭會挺台灣嗎？兼談中俄烏的三角關係

自2013年11月爆發基輔爆發親歐盟示威，還有俄羅斯2014年3月出兵併吞克里米亞以來，烏克蘭一直被許多觀察家視為台灣、香港在歐洲的對照組。烏克蘭希望脫離俄羅斯加入歐盟，香港與台灣則希望脫離中共，進入英國或者美日的影響範圍。烏克蘭有廣場革命、台灣有太陽花、香港有雨傘運動，而且還都是發生在2014年。

香港爆發反送中後，甚至還有所謂「激進烏克蘭人」來港參加「暴動」的傳聞。在俄羅斯與中共關係日益親密的今天，很多港台觀察家也認為台灣與香港的獨立運動可以與烏克蘭結盟。尤其烏克蘭反俄人士在示威時高舉納粹旗幟，又與緬懷日據時代的台灣獨派人士有許多異曲同工之妙。台灣與烏克蘭有沒有可能在反抗北京與莫斯科的共同利益下，結成政治甚至於軍事上的同盟呢？

先撇開近年來即便獲得美軍幫助，烏克蘭軍隊仍難以徹底融入北約體系的現實不講。也不去談川普總統到底有沒有認真幫助烏克蘭抗俄，還是只是把烏克蘭當成他競選連任的工具。其實光是從烏克蘭與中共現有的緊密合作關係來看，就知道所謂台港與烏克蘭結盟對抗中共有多麼不切實際。因為無論中共與俄羅斯關係有多麼要好，這絕對不等同於中共與烏克蘭的關係惡劣。

「抗俄」大於「反共」

今日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抵抗，淵自1917年俄羅斯帝國瓦解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白軍」與「紅軍」的抵抗。所謂「白軍」指的是在列寧（Vladimir Lenin）發動十月革命之後，仍效忠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或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俄羅斯反共軍隊，而「紅軍」指的則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武裝。

「白軍」、「紅軍」與主張烏克蘭獨立的「綠軍」又有類似於今日國民黨、共產黨和民進黨之間的複雜三角關係。無論是信奉大斯拉夫民族主義，並致力於維護俄羅斯帝國疆域的「白軍」，還是提倡「勞動人民無祖國」，力主把無產階級革命推廣到全世界的「紅軍」都不打算讓烏克蘭脫離自己的影響之外。所以「綠軍」從成立之初，就處於遭受「白軍」與「紅軍」夾殺的狀態。

只不過俄羅斯紅白內戰打到最後，是以「紅軍」擊敗「白軍」，徹底將俄羅斯帝國打入歷史為結局。消滅「綠軍」建立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並將其納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也是「紅軍」，這也就使得烏克蘭獨立運動從一開始就有著強烈的反共抗俄色彩。後來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能與德軍一拍即合的原因，也來自於雙方反對共產主義的共同立場。

但是從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反俄情緒絲毫未減的現象來看，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們的反共抗俄顯然是「抗俄」大於「反共」的。於是他們也就難以避免與佔領烏克蘭的德軍爆發立場上的衝突，因為德軍溫和派為了更有效率的清剿蘇聯游擊隊，扶持紅軍戰俘弗拉索夫（Andrey Vlasov）將軍組織名為俄羅斯解放軍（Russian Liberation Army）的反共武裝。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與過去紅白內戰時的「白軍」一樣，俄羅斯解放軍固然反對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獨裁統治，但是對班德拉（Stepan Bandera）與史特茨柯（Yaroslav Stetsko）等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卻同樣懷抱著敵意。看在弗拉索夫眼中，烏克蘭終究還是俄羅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無論這個俄羅斯祖國會在史達林被推翻後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對於德軍溫和派失去耐心的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同樣也無法在納粹極端派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因為看在極端的納粹黨人眼中，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都是劣等的斯拉夫人，不具備與亞利安人平起平坐的地位。最終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與納粹翻臉，另外成立烏克蘭起義軍（Ukraine Insurgent Army）與德軍還有蘇聯紅軍兩面交戰。

高舉俄羅斯民族主義大旗，又獲得同盟國鼎力支持的蘇聯於1945年5月7日攻入納粹德國首都柏林。不敵蘇聯紅軍大軍壓境的烏克蘭起義軍節節敗退，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只能流亡海外。俄羅斯人不分顏色立場，都主張烏克蘭是俄羅斯領土或勢力範圍的行為，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敵視一切與俄羅斯民族有關的人事物。

而在蘇聯還統治著俄羅斯、烏克蘭還有其他13個加盟共和國的時候，班德拉與史特茨柯對俄羅斯的反抗就彰顯於對共產主義的反抗上，自然能得到冷戰時代的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重視。尤其是撤退到台灣以後的蔣中正，更是同情失去祖國的烏克蘭人。在蔣中正的支持下，台灣迅速展開了與「班德拉主義者」，即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合作。

從「亞盟」到「世盟」

最近筆者在網路上，買下了一本2018年出版，由布魯克（Kyle Burke）撰寫的《右派革命者：冷戰時代的反共國際主義與民兵作戰》（Revolutionaries for the Right: Anti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Paramilitary Warfare in the Cold War）一書，就詳細介紹了中國國民黨與「班德拉份子」合作的情況。當然這些合作的幕後，都有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牽線。

戰後班德拉與史特茨柯以西德為據點，在英國情報部門協助下號召所有流亡海外的東歐右翼人士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專門對付祖國的共產黨政府。為了壯大國際反共力量，「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委派史特茨柯與以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以及菲律賓共和國為主力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聯繫。

1955年造訪台北的史特茨柯，不只拜會了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還參觀了復興崗的政治作戰學校，為中華民國與烏克蘭的反共合作打下基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不只早年曾經留學德國，而且還參加過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立場本來就與歐洲軸心國相當親近。谷正綱靠著這層特殊的背景，很快就與史特茨柯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谷正綱與史特茨柯都認為自己的祖國是《雅爾達密約》的受害者，他們對英國與美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戒心，深怕再度遭到西方強權出賣一次。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英美國家按兵不動，坐視蘇聯紅軍以戰車鎮壓抗暴群眾的畫面，更是強化了他們「英美不可靠」的感覺，相信歐亞大陸民族的反共事業唯有「靠自己」才能成功。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於是從1957年起，史特茨柯每年必派遣「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代表前往台灣參加「亞盟」會議。1959年班德拉遭到蘇聯特工殺害後，升格為東歐民族反共流亡領袖的史特茨柯，更是直接在台北成立「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辦事處。歐洲與亞洲的右翼團體陣容不斷增加，又吸引了拉丁美洲的反共人士參與，終於在1966年擴大為全球性的世界反共聯盟，簡稱「世盟」。

然而國民黨與「班德拉份子」的合作，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堅固持久。如前所述，「班德拉份子」是「抗俄」重於「反共」，國民黨人則是「反共」大於「抗俄」。至少站在蔣中正的立場上來看，或許他認為只要推翻了蘇聯與中共，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一旦俄羅斯與烏克蘭都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他對雙方的衝突就會馬上失去興趣。

至於蔣經國，則根本上是受蘇聯教育長大的，而且老婆還是俄羅斯人，恐怕更難讓史特茨柯相信台灣與烏克蘭除了反共之外還能有什麼共通語言。不只是史特茨柯，甚至於不只是烏克蘭人，所有流亡海外的東歐人士都相信威脅自己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是俄羅斯而不是共產主義。畢竟早在蘇聯成立以前，俄羅斯帝國對北歐、東歐還有中歐的威脅就已經存在。

無論俄羅斯未來是不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樣的威脅對流亡海外的東歐民族主義者而言也將永遠延續下去。與其說他們反對的是共產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不如說他們害怕的是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當中共延續毛澤東「一面倒」政策，並且與蘇聯綑綁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理所當然與台灣站在一起反對中共。但是發生在1969年的珍寶島戰役，卻徹頭徹尾改變了這個局勢。

倒向中共的烏克蘭

自1972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訪問北京以來，最大力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美國外交官幾乎都是東歐裔的美國人。比方說擔任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並推動與中共建交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便是1928年出生華沙的波蘭人。同樣的道理，中共與蘇聯的翻臉也促使東歐流亡人士改變了他們對中共的態度。

1969年的珍寶島戰役，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終究還是一個民族主義高於共產主義的執政團隊，而且還不惜與蘇聯紅軍大打出手。西歐國家早從50年代開始就追隨英國的腳步承認中共，如今自由世界的老大哥美國都已經動搖了，東歐流亡人士又怎麼可能不改變立場呢？更何況遠在歐洲的他們，雖然飽受過蘇聯的清算折磨，卻與中國共產黨毫無冤仇。

或許中共曾經接受過蘇聯的領導，但看在大多數東歐人的眼中，尤其是本身也與納粹勾結過的「班德拉份子」眼中，那也只是毛澤東爭取國家民族獨立所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如今毛澤東證明了自己是一個「紅皮白心」，就與「班德拉份子」過去「利用納粹」的勾當一模一樣，雙方自然就掃除了合作的障礙。史特茨柯與中華民國政府的蜜月期，也隨之結束。

雖然沒有退出「世盟」，史特茨柯仍在1971年宣佈關閉「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於台北的辦公室。配合北約政策拉攏中共抗俄，成為這個集團的全新目標。此刻正值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際，「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態度也稱得上是絕對的翻臉無情。另外一個讓史特茨柯對台灣失望的原因，可能是在於國民黨對珍寶島事件的態度。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中共與蘇聯大打出手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了譴責北京為侵略者的立場，令許多西方觀察家跌破眼鏡。關於台灣拉攏蘇聯對付中共的傳聞，獲得歐美媒體的廣泛報導。不只是蘇聯特務進入台灣與蔣經國接觸的消息頻繁傳出，就連華沙公約國組織會員也開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駐外機構索取關於大陸的情報。相信此舉對史特茨柯等流亡民族主義者而言，是絕對難以容忍的。

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歐洲民族主義者，向來把爭取民族團結視為自己奮鬥的終極政治目標。當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打起來，他們下意識認為國民黨應該站在同為中國人的立場，與北京共同對抗蘇聯才對。結果除了老立委胡秋原在他創辦的《中華雜誌》上隱晦提出這種主張外，國民黨幾乎無人敢給予響應。他們不得不擔心起，台灣可能會為了對抗中共轉而成為蘇聯傀儡。

東歐流亡人士的擔憂是多慮了，最終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因為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而投效蘇聯陣營。可是這樣堅決力挺自由陣營的立場，外加在經貿領域上取得的奇蹟，並沒有阻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西方世界的外交主流。伴隨著蘇聯在1991年12月25日解體，重獲獨立的烏克蘭沒有與中華民國建交，而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更為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

何以烏克蘭親近中共？

脫離蘇聯獨立的烏克蘭，在第一時間就宣佈承認中共「一個中國原則」，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烏克蘭雖與台灣維持經貿與文化交流關係，但雙方都沒有在對方首都互設辦事機構，官方互動十分有限。面臨俄羅斯威脅的烏克蘭，反而更看重與北京的關係。

何以如此？一個最簡單的答案是，如果有一天俄羅斯真的出兵烏克蘭，台灣能提供烏克蘭什麼幫助？不要說台灣了，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已經證明就算是整個歐盟與北約都只能愛莫能助。試問烏克蘭捨棄北京選擇台北，能為自己國家取得什麼樣的更高利益？烏克蘭歷屆領袖都知道光民主不能當飯吃，更何況民主本來就並非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信奉的最高價值。

烏克蘭被俄羅斯侵略，台灣除了深表同情外，幾乎什麼都做不了。相反的中共能發揮的作用，比起歐美國家而言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上，中共與烏克蘭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互利的。中共需要烏克蘭，烏克蘭也需要中共，這樣的關係維持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尤其是在軍事與政治層面上，雙方的合作關係更是無法取代。

此話怎講？烏克蘭與中共在政治上都曾經隸屬於蘇聯陣營，兩邊的精英與百姓有類似的成長經驗與生活環境，甚至有更多的共同語言。這是自1949年以來就融入西方自由世界的台灣，所永遠無法比得上的。也因為這個原因，烏克蘭與中共對蘇聯或者俄羅斯這個潛在對手有更多共同的認知。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遭到美國封鎖，又不想要屈膝於俄羅斯，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烏克蘭。

蘇聯垮台後，曾經有一段時間烏克蘭與俄羅斯都陷入極端貧窮的狀態。是改革開放後發了財的中國大陸，以龐大的資金挽救了烏克蘭。中共是出於什麼原因拉烏克蘭一把呢？那就是烏克蘭傳承自蘇聯的軍事技術。蘇聯解體之際，包括安托諾夫（Antonov）在內的許多大型國防工業都落入烏克蘭手中，讓被美國與西方國家下達軍火禁令的中共有了一條尋求武器的全新管道。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俄羅斯雖然也是Su-27、Su-30與Su-35等武器載具的尋求來源，但俄羅斯終究也曾經是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大國，在心態上並不樂見中共真的超越自己。尤其是中共對武器技術的逆向工程，更是讓俄羅斯害怕自己的科技落入中共手中以後會全部遭到抵銷。北京與莫斯科雖然為了對付華府而緊抱在一起，但彼此也是相互提防，俄羅斯甚至還同時向印度與越南等中共的戰略競爭者出售武器。

即便西方國家願意向中共提供武器，長年使用蘇聯製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難以與歐美的後勤體系相互協調。更何況中共深恐與歐美過多的軍事交流，會導致自己的政權被「和平演變」。烏克蘭生產與使用的武器多為蘇聯系統，而且這個歐洲第二大國本身並無意干預中國大陸的內政，讓雙方合作起來更是得心應手。

中共與烏克蘭軍事合作的層面極為廣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遼寧號原名瓦良格號（Varyag），為前蘇聯海軍庫茲涅佐夫元帥級（Kuznetsov-class）航空母艦，並在蘇聯解體後移交給烏克蘭。烏克蘭無力維持瓦良格號的運作，便將其封存起來，結果卻被中共以在澳門興建海上賭場名義引進中國，成為了今天的遼寧號。

以這艘遼寧號為藍圖，中共又在近期完成了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山東號的下水典禮。光是從海軍水面艦隊戰力提升的角度出發，就不能忽視烏克蘭對解放軍兵力現代化的貢獻。而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半島，奪下這座重要的海軍與工業重鎮，自然對中共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出售關鍵技術給中國大陸，更成為基輔當局拉攏北京制衡莫斯科的一大籌碼。

看準中共除了航空母艦外，最缺乏的便是國產發動機的打造能力，烏克蘭試圖向大陸出售馬達西奇公司（Motor Sich）。此舉遭到了來自美國的反對，因為馬達西奇公司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運輸機、民航機與直升機發動機生產商。一旦中共掌握了該公司的技術，將在發動機生產領域上具備與美國、俄羅斯分庭抗禮的能力。

美國與俄羅斯對此都深感緊張，川普甚至在2019年8月派遣尚未離職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到基輔表達反對立場。然而延續自史特茨柯時代的「美國不可信」思維，到了現在已經在烏克蘭得到進一步強化，甚至於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事件的驗證。顯然美國與北約無力幫助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威脅，那麼擺在烏克蘭面前唯一的選擇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有別於美俄的第三條路

如今中國大陸已經成為烏克蘭軍工產業的第一大投資國，獨派人士無論是來自台灣的還是香港的，想要與烏克蘭結盟對抗俄羅斯和中共的想法只能稱得上是天方夜譚。烏克蘭或許有利用美國制衡俄羅斯的想法，但是在美國與中共的衝突中，烏克蘭絕對不會選擇支持美國，更何況是對烏克蘭不會帶來什麼幫助的台灣及香港。

川普只想利用烏克蘭確保自己連任之路，俄羅斯也不可能放任烏克蘭這個歐洲第二大國加入北約。美國與俄羅斯都無法確保烏克蘭的生存，第三條路就是烏克蘭唯一的選擇，如同1955年參加印尼萬隆會議的國家一樣。差別是在於萬隆會議的參與國為戰後獨立的亞洲與非洲新興國家，現在則會有越來越多歐洲國家也走向這條道路。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相較於近年來開始向俄羅斯靠攏的法國與德國，曾在歷史上遭到帝俄或蘇聯蹂躪的東歐與北歐國家對莫斯科還是會有相當高的提防。既然美國不可信，俄國又不安全，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又在推廣一帶一路戰略的中共便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選擇。歐洲小國深知想要生存，雞蛋不能集中到一個籃子裡的道理，相信會在三大強權之間左右逢源。

唯一肯定的是，烏克蘭會比這些國家更靠攏中共，只因為這個國家是如此的遠離西方價值，但又如此深深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烏克蘭右派也絕對不會是港台的覺醒青年想要合作的對象，因為這幾年來他們對LGBT等進步團體發動暴力攻擊的新聞層出不窮。而且與他們的導師史特茨柯一樣，今天的烏克蘭右派並不痛恨中共，甚至也不認為中共是「左翼」的。

年輕一代的「班德拉份子」，或者所謂的烏克蘭新納粹嘴巴上高喊反共，但反的只是來自俄羅斯的共產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他們則大多從欣賞其開明專制的角度出發給予肯定。事實上不只是烏克蘭的右翼，歐洲的大白人主義者幾乎無一不對中國、日本與南韓等東亞國家維持的「種族單一性」感到羨慕，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鐵腕作風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之惡。

烏克蘭的「班德拉份子」早就已經從1971年以前的親國民黨，轉向成為了支持中國共產黨。即便是在近年來烏克蘭反俄與親俄民兵打得最激烈的時候，這些右翼份子也還是與中共的外交機構保持聯繫。所以對於大陸《環球時報》指控烏克蘭民兵參加香港反送中運動一事，其實筆者事感到十分質疑的，認為應該是更偏向個人行為。

大陸《環球時報》指責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極右翼份子並不稀奇，過去美國與中華民國都協助過「班德拉份子」。可問題是今天烏克蘭發生的戰鬥，真的還是左派與右派的戰鬥嗎？就筆者的瞭解，其實根本上是極右翼對極右翼的戰鬥。反俄份子確實是納粹餘孽，但是親俄民兵武裝難道就不是信奉大斯拉夫主義的光頭黨？

在俄國政府安排下進入烏克蘭作戰的外籍民兵中，同樣有來自俄羅斯的「新納粹」，甚至還有打著「切特尼克」（Chetniks）旗號的塞爾維亞民兵。這只是一場大斯拉夫主義對上「班德拉主義」的戰爭而已，種族主義對種族主義，納粹份子與納粹份子之間的自相殘殺。甚至還有來自法國與瑞典的右翼人士一如75年前的外籍武裝親衛隊，組織志願軍親赴烏克蘭為普丁奮戰。

顯然，《環球時報》與兩岸大多數的人都簡化了這場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場中共與俄羅斯爭奪歐洲極右派支持的代理人戰爭。雙方在要共同對付美國的同時，必須要避免彼此撕破臉，但又必須要相互在彼此的核心利益範圍內挑戰對方影響力。在這場沒有一家媒體能清楚描述的國際代理人戰爭中，台灣與香港都是沒有說話餘地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讀習近平晉升共軍將領的政治意涵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