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班德拉與史特茨柯以西德為據點，在英國情報部門協助下號召所有流亡海外的東歐右翼人士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專門對付祖國的共產黨政府。為了壯大國際反共力量，「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委派史特茨柯與以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以及菲律賓共和國為主力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聯繫。
1955年造訪台北的史特茨柯，不只拜會了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還參觀了復興崗的政治作戰學校，為中華民國與烏克蘭的反共合作打下基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不只早年曾經留學德國，而且還參加過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立場本來就與歐洲軸心國相當親近。谷正綱靠著這層特殊的背景，很快就與史特茨柯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谷正綱與史特茨柯都認為自己的祖國是《雅爾達密約》的受害者，他們對英國與美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戒心，深怕再度遭到西方強權出賣一次。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英美國家按兵不動，坐視蘇聯紅軍以戰車鎮壓抗暴群眾的畫面，更是強化了他們「英美不可靠」的感覺，相信歐亞大陸民族的反共事業唯有「靠自己」才能成功。
於是從1957年起，史特茨柯每年必派遣「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代表前往台灣參加「亞盟」會議。1959年班德拉遭到蘇聯特工殺害後，升格為東歐民族反共流亡領袖的史特茨柯，更是直接在台北成立「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辦事處。歐洲與亞洲的右翼團體陣容不斷增加，又吸引了拉丁美洲的反共人士參與，終於在1966年擴大為全球性的世界反共聯盟，簡稱「世盟」。
然而國民黨與「班德拉份子」的合作，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堅固持久。如前所述，「班德拉份子」是「抗俄」重於「反共」，國民黨人則是「反共」大於「抗俄」。至少站在蔣中正的立場上來看，或許他認為只要推翻了蘇聯與中共，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一旦俄羅斯與烏克蘭都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他對雙方的衝突就會馬上失去興趣。
至於蔣經國，則根本上是受蘇聯教育長大的，而且老婆還是俄羅斯人，恐怕更難讓史特茨柯相信台灣與烏克蘭除了反共之外還能有什麼共通語言。不只是史特茨柯，甚至於不只是烏克蘭人，所有流亡海外的東歐人士都相信威脅自己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是俄羅斯而不是共產主義。畢竟早在蘇聯成立以前，俄羅斯帝國對北歐、東歐還有中歐的威脅就已經存在。
無論俄羅斯未來是不是共產主義國家，這樣的威脅對流亡海外的東歐民族主義者而言也將永遠延續下去。與其說他們反對的是共產主義或布爾什維克，不如說他們害怕的是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當中共延續毛澤東「一面倒」政策，並且與蘇聯綑綁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理所當然與台灣站在一起反對中共。但是發生在1969年的珍寶島戰役，卻徹頭徹尾改變了這個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