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以數學為核心的希臘哲學普遍為歐洲各國所重視，尤其是教會學校，所以能培養出許多優秀的科學家。教會學校之所以也重視哲學與科學的教育，誠如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德國籍助手克卜勒所說：「因為他們相信上帝用智慧創造世界，人只要透過自然理性之光，也可理解上帝創造的計畫。」克卜勒所創立的天文學三定律，成為日後牛頓萬有引力的基石。
李約瑟的解釋是：「中國缺乏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那樣要為生存而競爭的地理環境，且中國長久以來都採取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只重視四書五經的科舉考試，不鼓勵民眾從事發明與創造的工作，目的只是培養服從性高的官僚與順民以利於其統治。」
以上等著名人士所言都是一針見血之論，畢竟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是人本，科技只偏重實用性，因此只有發明與技術，而沒有形式邏輯與實驗方法的科學研究。事實也是如此，從北宋周敦頤、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陽明，到清朝的曾國藩等所謂「大儒」，都只會有關儒釋道思想混合的「理學」或「心學」，沒有人有數理邏輯或從事實證科學的研究。如老蔣生前所推崇的王陽明哲學，其「知行合一」論主要是關於道德修養與道德實踐方面的，自己「格物」了很久，似乎也沒有「格」出甚麼有價值的「知」來。王陽明、曾國藩與老蔣熟讀這些哲學又何用？還不都是心狠手辣，沒有人性？
西方科學之所以在中世紀開始超越中國，關鍵原因之一是，當時歐洲社會階層流動方式多元，可以實現階層跨越，不像中國只能靠科舉翻身。在中世紀的歐洲，一個窮苦出身但是耳聰目明的孩子，只要肯吃苦、肯學習，去修道院學習是最好的晉身之階。一般販夫走卒也可以靠軍功和財富躋身貴族之列，有很多人都只是空手起家的冒險家或是富裕農民，所以一般民眾沒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反觀在中國，從中古時期的夏商周開始到現在4000多年的歷史中，就社會地位而言，一般工匠與商人的地位都低於士大夫與農民，所以時至今日，在中國與台灣社會上仍有「士農工商」之階級劃分，華人社會普遍受「學而優則仕」之士大夫文化生態的影響，以致宋、明、清三朝時代，大部分的教育資源與時間都浪費在學習「聖人」的經典文章上面，至於農、工、商等行業，在政府官員與大多數讀書人眼中，都屬於低下的職業，因為科舉考試不會考，社會也不重視。
原本戰國時代主張兼愛、非攻、尚檢、尚賢、重視功利的墨子有科學與富國民生的思維，其所著的《墨經》一書幾乎涵蓋了哲學、邏輯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多個學科內容。遺憾的是，墨家學說在西漢時期被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與董仲舒給排除。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中心，雜以道家、法家與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與父權等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的神學體系，進一步提升皇權，以思想的統一來保證國家政治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