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學院的老師討論「捷思法」（heuristics）在創新教學的應用與限制，發現它的影響力無所不在，不論是對台灣的還是外國的學生，也不管是年輕還是年長的。
我們的大腦僅佔一個人重量的2%，卻每天需要花掉我們20%的能量。對於這樣一個不成比例的耗能器官，我們大腦也有自己處理判斷事情的“捷徑”，相信這樣的目的是為了不要再增加能量的消耗。想想這也是合理的，如果我們的大腦隨時對每個決定都需要花腦筋好好的分析才做判斷，那可能我們的智人祖先還沒有離開非洲大草原之前，就已經被大腦過度的認真給絕種掉了。這些捷徑早先被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兩位以色列學者歸納出來，稱之為捷思法，包括：可得性捷思法、代表性捷思法、定錨式捷思法、模擬性捷思法等等。這些捷思法讓我們大腦可以偷懶，對一些日常事務的決定省下許多用腦的需求，但對於複雜事物的決定，這類的偷懶往往帶來「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以至於無法做出好的判斷。
這使我想到過去求學期間讀過的一篇古文，出自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人有亡斧者」：
「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人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視其顏色，竊斧也；聽其言語，竊斧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斧者也。俄而掘其溝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其行動、顏色、動作皆無似竊斧者也。」
這真是認知偏誤裡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經典例子。當掉了斧頭的人，懷疑鄰居小孩偷了他的斧頭時，鄰居小孩的每一個動作都是證明他偷竊斧頭的依據，然而，當他找到遺失的斧頭之後，相同的每一個動作都不在與竊斧有關了。我在想，如果呂不韋（前292年－前235年）在戰國時代就有現在的學術研究可做，那麼這個偏誤應該被稱之為“呂氏偏誤”了。
而在我自己的學術研究過程中，也曾經驗過確認偏誤帶來的衝擊。科學的研究基本程序是觀察現象提出問題，針對問題提出假說，針對假說設計驗證方法，透過方法產出的數據去檢驗假說的正確性。如果數據可以支持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說，則這假說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則證明假說是錯誤的。這套科學程序有趣的地方是：以研究者為中心。研究者提出假說，研究者設計實驗取得數據，最後為自己的假說判定對錯。可以想見，研究者對自己所提的假說會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與期待，但是當這個期待與實驗數據相左時，研究者的心裡做何感想？ （相關報導： 連興隆專欄：當大學開始追求碳中和（Carbon Neutral） ｜ 更多文章 ）
我曾在研究一個稱之為過氯酸鹽的水體污染物時，經歷過這有趣的過程（詳細請參閱：「與過氯酸鹽的戰鬥」，科學發展 2013 年 10 月490 期80-85頁)。由於對於自己的假設過度自信與期待，以至於當實驗數據顯示與預期不符時，會刻意地避開自認為是「奇怪」的結果；就像掉了斧頭的人一樣，也會將數據的解讀往自己期待的方向去詮釋。這時，如果不能跳出框架，很容易被確認偏誤所蒙蔽。最終的結果將會是寫出一篇錯誤結論的論文，運氣好的話是在審查過程中被退稿，運氣不好是發表後被檢驗發現結果是錯誤的（科學的精神亦在於此：可被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