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必須要提醒的是，我們，人類，包括自稱為香港人民，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稱之為歷史的層面，在建立我們行為準則和常規的維度裡，這是我們存在條件中的一個要素。不過，現在有這麼一種論據：在歷史的連續性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過去所遭受的傷害，應該要擺在一邊，此時此刻最緊要的是聽聽香港人要甚麼。我認為這種論據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完全將所有的殖民歷史和被殖民人民所遭受的傷害，那由殖民強權國家所帶來的歷史傷害全部擺在一邊，這也將現代歷史發展的型態，全部掃到角落了，所謂的現代歷史發展的形態即為國族－國家，以目前的情勢觀之，即使在中國的歷史境況裡，這是個很明確的表達，而且自1960年起，國際社會一致承認北京政權，而根據國族－國家的現代歷史發展形態，十九世紀時被帝國主義強取豪奪的香港，北京政權乃有要求回歸的法律根據。這份有關香港處境的歷史性條約，堅實地扎根於國際法律規範，不僅受到所謂的「國際社會」一致認可，同時也受到人們的認可。在世人的眼裡，英國應在二十世紀末期將香港歸還給中國，所有的回歸進程都是合法且不可抗拒的事實[1]。
問題是，歐洲的殖民侵略所帶來的傷害該怎麼修復？香港1997回歸中國的協議難道就這麼輕易的被撕毀成破紙片嗎？是否無論主權或人民在歷史層面上所承受的來自強權國家的殖民踐踏傷害，原來不過是迷離幻影。這些恐怕都是二十世紀的信仰吧了。
如果我們認真推論在某個創建權利團體的理念，我要特別強調，是指一群人所組成的團體，絕不是嚴格定義的人民，無論香港或巴塞隆納的案例。來自於各種不滿情緒、各種挫折失落、各種強渡關山行動，上述種種的偶發事件都可能在形勢激盪中凝聚成「創建權利」的理念，而這個權利首先就是從他目前被包含的國家整體中抽離出來。
然而，我們從巴塞隆納或香港所看到的這個權利，其實是創建在一個虛無飄渺的準則上，永遠只是個「建立在他們自己身上的人民權利」的嘲諷罷了。歐洲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形成的國族－國家型態，利弊參半，並非完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國族－國家強勢重返。根據這項法律，人民被置於國族或國籍體制下，只是關於這個概念的定義，近百年來，爭議不斷，問題叢生。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人口遠不及泰塔隆尼亞地區的香港，儘管香港勇武派努力要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一個「國族」，卻將講普通話的人視為北京專制政權的同路人，每每挑釁或攻擊，因而挑起「族群」衝突。
這群人忽略歷史也不顧未來只管現在的想法全都包裹在「民主」的包裝紙裡，但是他們卻以國族－國家的歷史來形塑歷史權利的概念，這是政治上的強渡關山以及既成事實，極可能是被某個國際強權或國際強權集團所利用了。然而，香港和巴塞隆納的命運卻大不相同，香港的分離主義運動鬥爭北京的極權體制立刻就受到國際支持，特別是西方強權國家，反觀巴塞隆納的分離運動雖然轟轟烈烈，因歐盟和美國的堅決反對，最後失敗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