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薩專文：重建歷史感─再談香港

« On ne peut pas empêcher les oiseaux noirs de voler au-dessus de nos têtes, mais on peut les empêcher d'y faire leur nid »--proverbe ch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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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布洛薩的文章〈被催眠的街頭運動〉引起熱烈討論和質疑，作者乃從現代史視野一一釐清，提供讀者比較完整的論據脈絡。本文完成於11月19日，雖然香港議題因區議會選舉結果又有新的發展，而川普也已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但並不影響本文之論據。

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個提案顯露出美國政界對香港人權處境的關心，而美國政界卻不會去關心超過十萬名因非法偷渡罪名而被關禁的未成年人。這個法案以經濟報復作制裁壓制香港運動的一方，很清楚將香港的現況置入衝突國際化的政策導向，也許美國政府還有更精采的報復方式。簡單地說，這是美國政府運作干預權的進展。而這個政策正嘲弄著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甚至刻意讓對立升級。換句話說，由美國所主導對抗中國的新冷戰舞台上，以民主征服者的權力推波助瀾，加劇香港的混亂局勢。

1、香港街頭運動所呈現的恆久現象，事實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身處在甚麼層面？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規劃、我們的行動等等到底放在哪一個時間性裡？我們可不是生活在單單一個層面，我們是同時生活在好幾個層面裡，我們的存在和我們的想法都不是組合在單一的時間或時期的體制上。我們是在時間和層面的多樣關係上，發展我們的感知、我們自身的主體化以及問題化我們的處境。

自1980-1990年代起，也就是蘇聯解體，雷根-柴契爾的「經濟復甦」年代，然而，在這個轉捩點上，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假先知不斷宣告「歷史走到盡頭了」，我們這一代見證了這個「歷史宰制」或是「歷史性的霸權如同生命層面」的急速衰退。與之相應對的新潮流概念，跟我們踐踏環境所帶來的結果息息相關 ─「人類時代或許走到盡頭了」。同時，以排山倒海之勢，代之而起的，成為我們和其他生命層面連結的就是環境。

進一步說，我們和歷史時代以及歷史作為中心的關係越是冷卻，我們就更少「投注」在我們的過去，即便我們的現在是來自過去的啟發，而對於未來，對遠景的期待，我們同樣也就越來越不去關懷了。我們越是處在環境的體制上，我們就越是生活在現時的危害、意外、風險、種種惡化的條件以及多種災難症候裡。

香港的街頭運動方式，以及這個運動和中國當局之間的衝突問題，無論在公共論述或作為嚴謹的歷史議題上，其實到現在為止都很少被探究或成為問題意識。香港的運動如滔天大浪撲向所有香港親中的言論與行動，因為運動隊伍打從心裡自視為「民主」陣營，而中國在本質上被設定為「獨裁」或「暴政」集團，這場運動的頑強堅定體現在對抗爭論述，權利援引和正當性上的緊抓不放。然而，這個敘事裡頭最大的缺席顯然就是歷史－香港的處境理應扣連的香港自身的歷史維度 ( 歷史是香港處境的中心點 )。漫長的香港街頭運動，無論他們的論述或想法，看不到一個歷史性的概念或組合，就連對今天香港處境比較深厚的概念也一個都沒有。

特別是，運動有利於徹底抹除今天香港問題的歷史維度，因此所有殖民歷史的維度，都被抹去，被分散了。為了讓操作成為可能，在時間性方面，就必須徹底切割過去，並且要立足在一種永恆的現在，以假設的香港式「民主」迎戰一種花崗岩銘刻的北京式極權，這樣敘事才足以取信。然而，這個截肢手術也未免太粗糙了，我們的現在可是來自於過去的，當所有過去的參照都缺席的情況下，我們到底該怎麼安身在當下的現時性？該怎麼去明白我們自身的處境，然後自我定位呢？

我們得繼續探究那些支持香港「運動」的精神，撐開運動的邏輯和動力，彈出這樣的說法：今天，像香港這樣的城市國家的處境，只有重視香港人的想法，認真看待香港人的訴求，困局才有出路，險境才能解除。眼看著一場內戰蓄勢待發，那些我們所看到的想法和訴求，形成了模模糊糊的香港社會總意志，而其他人，他們的想法被拒斥排除，成了局外人，或是內部的敵人。香港人口中的一部分自誇為香港全體人民，他們自命為自由民主的人民，正面迎戰北京專制政權，他們堅信只要站在這個位置，所有的問題將會被解決。他們的理由是：我們會有個無庸置疑、堅不可摧的合法基石，因為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肯定會接受這個事實，同時承認這個正當理由。香港不願臣服於北京專制極權，定論相當明確。

在此必須要提醒的是，我們，人類，包括自稱為香港人民，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稱之為歷史的層面，在建立我們行為準則和常規的維度裡，這是我們存在條件中的一個要素。不過，現在有這麼一種論據：在歷史的連續性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過去所遭受的傷害，應該要擺在一邊，此時此刻最緊要的是聽聽香港人要甚麼。我認為這種論據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完全將所有的殖民歷史和被殖民人民所遭受的傷害，那由殖民強權國家所帶來的歷史傷害全部擺在一邊，這也將現代歷史發展的型態，全部掃到角落了，所謂的現代歷史發展的形態即為國族－國家，以目前的情勢觀之，即使在中國的歷史境況裡，這是個很明確的表達，而且自1960年起，國際社會一致承認北京政權，而根據國族－國家的現代歷史發展形態，十九世紀時被帝國主義強取豪奪的香港，北京政權乃有要求回歸的法律根據。這份有關香港處境的歷史性條約，堅實地扎根於國際法律規範，不僅受到所謂的「國際社會」一致認可，同時也受到人們的認可。在世人的眼裡，英國應在二十世紀末期將香港歸還給中國，所有的回歸進程都是合法且不可抗拒的事實[1]。

問題是，歐洲的殖民侵略所帶來的傷害該怎麼修復？香港1997回歸中國的協議難道就這麼輕易的被撕毀成破紙片嗎？是否無論主權或人民在歷史層面上所承受的來自強權國家的殖民踐踏傷害，原來不過是迷離幻影。這些恐怕都是二十世紀的信仰吧了。

如果我們認真推論在某個創建權利團體的理念，我要特別強調，是指一群人所組成的團體，絕不是嚴格定義的人民，無論香港或巴塞隆納的案例。來自於各種不滿情緒、各種挫折失落、各種強渡關山行動，上述種種的偶發事件都可能在形勢激盪中凝聚成「創建權利」的理念，而這個權利首先就是從他目前被包含的國家整體中抽離出來。

然而，我們從巴塞隆納或香港所看到的這個權利，其實是創建在一個虛無飄渺的準則上，永遠只是個「建立在他們自己身上的人民權利」的嘲諷罷了。歐洲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形成的國族－國家型態，利弊參半，並非完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國族－國家強勢重返。根據這項法律，人民被置於國族或國籍體制下，只是關於這個概念的定義，近百年來，爭議不斷，問題叢生。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人口遠不及泰塔隆尼亞地區的香港，儘管香港勇武派努力要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一個「國族」，卻將講普通話的人視為北京專制政權的同路人，每每挑釁或攻擊，因而挑起「族群」衝突。

這群人忽略歷史也不顧未來只管現在的想法全都包裹在「民主」的包裝紙裡，但是他們卻以國族－國家的歷史來形塑歷史權利的概念，這是政治上的強渡關山以及既成事實，極可能是被某個國際強權或國際強權集團所利用了。然而，香港和巴塞隆納的命運卻大不相同，香港的分離主義運動鬥爭北京的極權體制立刻就受到國際支持，特別是西方強權國家，反觀巴塞隆納的分離運動雖然轟轟烈烈，因歐盟和美國的堅決反對，最後失敗收場。

當人們忽略了歷史，且藉由當前種種情況的相激相盪，正當化各種強行闖關的行動，這時候，就像把手指頭放進捲動的齒輪中，動彈不得。正如同以色列踐踏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在約旦河西岸強行建立屯墾區，這是違背了人民的權利，建立起征服的權利。無論白宮的鷹派波爾頓們，或是喜歡將罌粟花飾品別在外套上的英國新民族主義派，還包括台灣政壇激進的獨立派人士等等，他們都想要把香港從中國主權中拔出，讓香港成為西方新帝國主義對抗中國大陸的灘頭堡。

法國歷經三次與德國的戰爭後，才真正落實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不可讓渡的「歷史權利」宣告，逐步建立共和國的認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福克蘭群島正處於阿根廷佔領的威脅，為了捍衛英國在福克蘭群島的「歷史權利」，英國以核子武器裝備大舉出兵進軍南半球。而從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國則自認為他們擁有天下，到處出兵，這還不提越南的血腥暴力歲月。美國是用槍砲武力到處輸出那個我們耳熟能詳的「民主」。那麼，以色列領導人的民主好朋友又都是誰呢？以色列政府在他們華盛頓當局的好朋友堅如磐石的支持下，毫無忌憚的征服約旦河西岸的廣大區域。反觀中國，這個在現代歷史裡屢次遭受殖民列強蹂躪的國家，歷經強權掠奪瓜分的歷史年代後，終於得到了修復。而現在，這個修復看起來似乎是過度而且不可寬容。因此，當中國要捍衛其「歷史權利」時，人家就會說中國領導人會是專制暴君，是民主的敵人。這種冷戰的操作手法也未免太過粗糙吧…

2，香港的運動中大概只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歷史面向，那就是香港這個城市國家和其住民必須要擺脫中國專制政權的掌控。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川普向中國開啟新冷戰的時空脈絡裡[2]，香港正好位處在一個特殊形勢，成為勢力較勁的戰場。香港人因感覺被緊緊束縛在各種限制裡，高調訴求「高度自治」並展現出對「自由解放」的憧憬渴望，對照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迫切追求「自由解放」的運動，展現出狂熱的模仿，而進入了鮮明的地緣政治角力場。由此觀之，這裡談到的高度自治，只有在西方的保護下才有意義，那麼，香港必然再度復出殖民舞台上。我們看到了美國和英國的國旗飄揚在運動的街頭，似乎這場運動熱烈籲求西方強權託管香港。

不過，對於自由解放或高度自治的論述，香港運動所提出的論述基礎參照，完全脫離歷史視野，反而扎根在香港或美國的文化產業土壤裡，例如：李小龍、迪士尼和其他的電子遊戲。我這裡提出的問題其實很簡單：自由解放的論述，或以自由解放為藉口的論述，唯一的歷史視野是靠攏向一群人，而這群人所認可的政治體制盤根錯節，是個相當令人厭惡的霸權，在民主實際全球化的時代，由越來越兇惡的「民主派」如川普、強森、巴爾索納羅、歐爾班、撒勒維尼..等，為民主的「常規化」配了樂。而我們到底能怎麼辦？對於這麼一個歷史視野稀薄的自由解放論述，我們能做些甚麼呢？

 如果今天認同街頭運動的香港人有心想要將這場運動寫進歷史的話，那麼，這場運動至少要以香港本土的抗爭傳統為參照，才能標示香港運動的獨特性。抵抗體制的經驗，香港一點都不缺，英國殖民時代，香港曾發生大規模的暴動，港英時代的警察鎮壓也從不手軟，當年他們可不是拿著棍棒，而是真槍實彈瞄準對方。但話又說回來，今天的運動派無視於過去香港人對抗殖民強權的傳統，心甘情願移轉到西方強權的羽翼下，轉身對抗妖魔中國。這場無法以抗爭傳統、集體經驗、事件、抵抗運動人物等為參照的運動，僅是被想像的民眾或庶民起身反抗統治階層，又自認是東方專制政權天空下的一塊西方「自由民主」所包圍的領地，看來這場運動自由解放的力道恐怕難以持續。近年來，香港是「無國家國族」[3]的論述，大受歡迎，似乎為香港開出一條出路，然而，香港從來不是無國家國族狀態，過去百年來的港英時代，即使是殖民地，也有警察編制和行政體系，這些都是國家的編制吧。

附帶提一段簡短的歷史：蘇聯解體的那些年，「民主革命」並未成功，中東歐國家雖然脫離極權壓迫，但人民並沒有進入真正自由解放進程，反而是興起了一個個由西方扶植的貪腐政權，野蠻資本主義落地生根成長茁壯，社會階級更加不平等。這裡頭有個很清晰的因素，原來這些前蘇聯國家的自由解放不過是個錯覺，因為全是靠著模仿而來，這些前蘇聯國家試圖在政治上以想像的制度取代「真實的社會主義」，然而，無論美國版或西歐版[4]，他們所採用的都只不過是很糟糕的複製品，因此成了西方民主的一大諷刺。究其原因，除了波蘭之外，這些前蘇聯國家，並不是因庶民起義推翻政權而紛紛垮台，這些國家一旦脫離蘇聯老大哥監護後，立刻就加入北約組織，成為西方的側翼。在這些國家裡，有不少曾經生活在蘇維埃時代的人，懷念過去那個有全民健保的陽春醫療體系，當年社會生活條件還比較平等，而且沒有失業人口。可是，可是，香港宣稱的「革命」其實是跟隨著1990年代中東歐國家「假民主革命」的路子，香港的革命以模仿西方民主自由取代香港自身的抗爭歷史經驗和集體記憶，真是「嘲諷中的嘲諷」。

當身著黑衣的抗爭者在高喊「自由民主」聲中搗毀中國金融機構的香港分行和北京派駐機構時，我們不得不問當川普政府在美國與墨西哥邊界築起高牆時，這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到底是甚麼？他們難道認為能使用谷哥與臉書這些主導全球的美國網路社群，就比中國的維博微信系統更民主自由嗎？不可計數的社會底層人從事著粗賤的勞力工作，難道他們也可以加入抗爭者聲嘶力竭呼求的普世饗宴嗎？你告訴我，香港為誰爭取自由民主？自掃門前雪的自由民主，錢財落入富豪口袋的新自由主義，徹徹底底背離了巴里巴(Etienne Balibar)畢生努力倡議的自由平等[5]。

香港運動所採用的參照體系即便是最耳熟能詳的，或是最本土的，聽起來還是很虛假漂浮，李小龍金句「Be Water」成為運動的主題曲，動員匯集如流水難以掌控，就讓我們來一場「似水革命」吧。真是類比不倫，既偏頗又枝節！既然受到李小龍啟發，那麼讓我們看看那個奉行Be Water哲學的李小龍吧：電影中的李小龍渾身散發出中國民族主義氣概，詠春拳打西方強權，猛龍過江擊潰帶著種族歧視的金髮白人。請問，李小龍的電影哪一部不是用生命抵抗殖民主義呢[6]？

我們還可以從香港另一系列的功夫電影葉問看到相似的特色。如果這場運動在歷史參照上取材李小龍和弘揚中國武術的香港電影，那麼這類電影所傳達的訊息都有一種威武不能屈、民族尊嚴昂然，以及面對西方以及日本強權屈辱中國人民與主權時，更要抬頭挺胸正氣凜然的精神典範。這場運動應該得認真看待歷史哲學，並停止向那些李小龍電影裡凶神惡煞的殖民強權示好才對。

3，談到領土主權問題，歐盟國家中，先講法國吧，法國為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領土主權，和德國打了三次戰爭，為了這兩個地區的「歷史權利」[7]，烽火連天，死傷無數，方解決領土主權爭議，建立共和國認同。而美國則是靠著征服、搶奪以及併吞政策一路擴張領土，不僅吃掉墨西哥的版圖，同時還擴張到遙遠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日本則從來不放棄索討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前蘇聯(今日的俄羅斯)所取走的庫頁島。而當國際承認的唯一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宣稱擁有香港和台灣的歷史主權時，這些強權國家卻一致譴責，由此可見，不容置疑的歷史概念原來可以有雙重標準。一片反極權主義的慷慨陳詞套用在今日的香港問題上，在這些聲浪語調裡，由於中國政治體制或中國是個大問題，因此對於那些往昔被殖民強權強取豪奪的領土回歸的權利，應該要以特別的司法裁判權處理「中國案例」。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推論「中國案例」：既然今天的中國被看作是個永遠改變不了的極權國家，那麼，一個紅色國家是不值得我們歸還給他們過去被奪走的領土...

我們輕易就能想像這種論證不僅很特別而且是機會主義論調，相當典型的冷戰詭辯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西方強權國家並不是特別在意史達林逐步調整蘇聯在東歐的領土並順勢吞食庫頁群島，當時的蘇維埃可不是杜魯門或邱吉爾心目中的民主典範...當然，我們並不是責備戰勝者，而且當年的強權國家也沒有能耐去縮減史達林強勢擴展蘇聯邊界的胃口。

至於中國，則有個懸而未決的根本解釋，比起過去，2019年的中國顯然是越來越開放，為什麼西方強權卻以香港的運動和騷動否定中國的香港主權，難道今天的中國比1997年代更極權主義嗎？同樣這些西方國家，當年可是承認香港回歸中國的，難道不是因為2019年的中國比1997年更強大了才會改變立場嗎？經濟成長外，近幾年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升高，尤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足以威脅到行使全球霸權的美國以及西方強權。

我們看到了反極權修辭的常用戰略，只要時機對了就發動遏制封鎖政策，如上個世紀美國在所採用的韓戰戰略，劃定封鎖範圍，以遏止中國勢力擴張，目前的香港危機就是個例子。其作法是將香港問題聚焦在鎂光燈下，以凸顯中國強權在政治上的絕對之惡，用以掩蓋經貿衝突、盟邦關係或集團利益等等，中美兩國在國際擂台的全面角力。美國試圖將中國圈在國家的範圍內，同時也圈在國族、人民之內，而這個強權象徵著極大的威脅，一個紅到底而且極可怕的例外，唯有如此，當中國施行最基本的國際法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與其盟友才可能適時啟動擱置這個國際法。

我們其實不難看出西方政治哲學的特質已經徹徹底底地成了冷戰的武器。對於香港，西方的民主國家公開表示一致的擔憂，可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民主作為中參雜著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義思維，我們可以從這些國家對待歐洲移民難民的手段看出端倪，這些民主國家越是運用警察對付非法移民或難民，就越限縮他們的自由，且毫不客氣地踐踏法治國家精神時，這些民主國家的民粹論述就越來越受歡迎，我們從香港運動中的抗爭手法和姿態，只見聚焦中國的「反極權主義」煙幕越來越濃密，新法西斯在香港這座城裡浪奔浪流。

西方國家的論述有個雙重作用：一方面，將中國政體挪移到某種畸形學登錄中，這麼做，對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目前普遍越來越嚴重的危機，以及越來越盛行的法西斯風潮，發揮了轉移注意力的作用。新法西斯主義在西方民主國家枝葉繁茂的現象，嚴厲挑戰著民主這塊招牌，此時此刻，趁著香港紛擾，舉起民主大旗吹響反極權主義的號角，不啻為冷戰中最厲害的致命武器。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的嚴管和經濟上的放任形成了非常複雜的狀況，中國的現象和問題都太過複雜難以洞悉，中國的未來將會對世界帶來甚麼樣的影響，也難以預測。既然如此，那麼就以極權中國概括所有的複雜難解。反極權的論述的外表看似完整，卻是空洞無內容，德勒茲曾經用蛀牙形容完全缺乏概念建構，經不起批判的論述，就如今天四面八方高調倡議的反極權論述，儼然滿口蛀牙。

香港和她的「運動」都是新冷戰部署中的小齒輪，而這個部署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強而有力的字眼，極權主義、自由民主、人權... 在霸權漸失的西方國家尖銳對上象徵符碼圍繞的「中國」時刻，這些既空洞又強悍的字眼如火上添油使得局勢更加惡化。針對勇武派宣傳中含糊不清的用詞，不夠扎實的說法，以及反概念的言論，我們必須要問是不是真的有效益。問題出來了，今天香港動亂的局勢裡，部分作為知識產出的專家學者，他們的領域不斷地受到波及，一旦進入了這樣的衝突結構，專家學者們就會向最粗俗和最不經思考的宣傳看齊，針對中國議題，當媒體和輿論加強論述時，學術界跟著被動員去對抗今日的敵人，而不去思考批判現時性的問題，即使在學院論述裡，也充滿著強勢回返的反極權語調，懾服於務實政治和意識型態所下的指令，學術界無怨無悔撰寫著一篇又一篇的效忠文本。

4，前面提到關於自由解放的論述，我們曾問到，文化工業是否能夠取代歷史作為參照，從香港的例子其實是值得懷疑。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可以再深入些，事實上，歷史參照的消失是被加工，被設計的。還是以香港為例，至少直到2012年，香港的高中歷史教學，分成中國歷史與西洋歷史兩部分，中國歷史主要教授歷朝歷代，現代史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9年，然後就沒了。一頁空白。至於西洋史方面，對於西方殖民年代，香港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輕描淡寫精心編排。這也難怪香港人只有在當代史的空白頁匆匆寫上潦草的幾筆，例如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一連串的悲慘年代，從大躍進到逃犯條例，中間經過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 從中國割離的香港，生活在離開歷史土壤的飄浮虛幻和去歷史性的時代，香港人養成了非常的個人主義，大部分的中產階級過著相當西洋化的日子，大家拼命追求事業成就和社會地位，相當注重金錢財富，他們在這一片不懂得涵養中國現代史的土壤上成長茁壯，枝葉茂盛，繁華得很。對於歷史的無知無感，造就了製造親密敵人論述的有利條件，中國在另一邊，而且他們講普通話[8]。

5，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一位1960年代曾參加暴動的香港人的話：「那些上街頭的黑衣人，決心和警察拚個你死我活，不惜引發暴動，他們的激昂失序舉動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我們要問道，到底是在甚麼樣的共同基礎上，激盪出如此的狂烈情感，推展出如此的驚滔駭浪，這和過去的脈絡截然不同。或許，我們可以從傅柯哲學中治理活人最重要的掌控管理論述得到解答。在紅衛兵和「黑衛兵」這兩個案例中，作為運動核心的都是青年學生，在世界各地，特別是華人世界，年輕人最主要的問題是規訓，學校嚴格的紀律要求，家庭的尊卑長幼倫理等等。

 雖然歷史因素上紅衛兵和黑衣人有著大不相同的面貌，但兩者卻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傅柯所研究的對於管理控制的起身反抗，文化大革命時期，只要有個搧風點火，就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中學生以前所未有的粗暴蠻橫對待他們的師長[9]。從這個人類學的角度觀之，文化大革命是學校裡的喧鬧咆哮，學生縱隊的抓狂飆怒，集體造反對抗極端嚴厲且帶著羞辱和強迫意味的學校、社會和家庭的規訓，我們可以這麼問，一旦我們挑出了反極權的修辭，那麼，在哪個程度範圍內，香港這場無止無休的混亂和文革期間的學生鬧事模式搭連上了，換句話說，他們反對那些規訓？香港年輕人到底承受甚麼樣的管理壓制，以致於必須起身反抗？坦白講，我們不會因單純一個逃犯條例而引來這麼大規模的動員，也不可能爆發如此巨大的能量，即使在條例撤回之後，還繼續混戰到底...

從拓撲學（topology）、領土和歷史處境觀之，香港的確是個隨時可能會爆炸的壓力鍋，然而，如果我們將盤據街頭的暴力體制從政治學的面向，雖然只具有單薄的政治意義，挪移到規訓與管理的人類學面向，或許我們比較能理解香港運動中，關於戰爭狀態、內戰情勢等等的修辭。

6，與近期其他運動發生在法國、阿爾及利亞、智利或其他地區的社會抗爭運動相較，最大的區別是香港現階段運動走向stasis (希臘文：內戰)，從原來反送中的議題和社會共識，逐漸轉變成自稱為民眾抗爭總動員的一群人對抗另一群人。在運動激化的過程中，建構了親密敵人的形貌，敵人是我們之中的局外人，在香港不講廣東話的中國人，和／或不加入運動的人，就變成了敵人，他們不僅會被排除在「香港」屬性之外，而且在街上、商圈、大學校園裡，擦肩而過時，他們越來越常遭受羞辱、謾罵或粗暴對待，那是一種想像力豐富的種族清洗氛圍。但是，事實上，那些被當成敵人看待的不會比對方更少中國人的含量。我還是要再說一遍，香港今天的情況不是內戰開打的慘烈，而是多股stasis匯流，宛如內戰的場景此起彼落。

典型的抗爭運動都是抗議者、示威者和所謂的執法者、國家武裝人員的對立，時至今日，在街頭運動和激烈對抗時，警民衝突的畫面常常變成運動的焦點，也更凸顯雙方的尖銳對立，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從畫面上看到的除了抗爭者受到粗暴拘捕、棒棍交加和子彈威脅外，我們還會看到另一種影像，看到隨便某個講普通話的人，或是某個不會講抗爭者語言的甲乙丙丁遭到謾罵咆哮，而在旁邊看熱鬧的人立刻拿起他們的智慧型手機，直播在社群網路上。而在同一時刻，數個月來站在第一線的香港警察反應也越來越激烈，甚至展開報復了。香港警察長期承受著內部和外部壓力，他們手上握有各種武器，無論擦槍走火、執法過度或上級指示，展現在鏡頭前和畫面上的大多是警察暴力兇狠殘忍。我必須說，全世界哪個國家的警察面對暴力抗爭時，還真的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可能！作為執法者的警察，他們的報復行動會隨著時間拉長和壓力增強而越來越加劇，尤其當他們也在畫面上看到抗爭者越來越兇殘的行為時，哪種我稱之為法西斯的圍攻時[10]，警察的報復性攻擊或反攻一定是更不留情。

在這樣的脈絡裡，我們必須指出，流傳在網路的極端暴力影像都會刺激雙方的報復神經，你只要看到這樣的影片就會有一股恨意衝向腦門，絕對不會原諒對方，一定要還以顏色，雙方都是如此的仇恨彼此，分裂如傷口越劃越深，災難性的對立衝突日復一日，這種惡性循環使得對立情緒升溫，簡直踩下內戰的油門。雖然，香港這個「城市」，很難呼應希臘時代各城邦山頭分立烽火時起的stasis(內戰)型態或概念，然而，讀者諸君可以從Nicole Loraux的書中理解到，內戰不僅不會讓「民主」茁壯，反而還會更糟糕[11]。

在這條虛線的內戰氛圍裡，我們不意外的見到了一部分的抗爭隊伍調轉街頭示威路線，進行激烈的焦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會讓人感覺香港這座城已經完全落入「他者」手中。把焦土視為「政策」是個委婉的說法，我舉個阿爾及利亞獨立年代的例子，當時與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組織敵對的秘密武裝組織 (OAS，大多數為長久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一般稱為極端分子ultras ) 眼見獨立即將成為事實，他們在離開前夕到處放火焚燒。現在那些死命拆磚牆的抗爭團體是不是也準備離開了，已經看到他們的未來在「他鄉」了嗎？將來是不是要去拉斯維加斯當賭場夥計，還是要去華爾街當交易員，或者博弈

更大，乾脆到達拉斯賣武器...

7，當我們討論香港議題時，必須重新建立歷史權利，停止將歷史議題溶解在人權和各式各樣價值的溫水池裡。我這麼說並不是要回到歷史宰制和與之同行的歷史哲學裡，而是要提醒，如果我們擱置了歷史的地位，或是將歷史視角和歷史現象放在與現時同樣的高度時，將會造成直接衝擊。支配著香港運動的歷史否定，極端道德論和狂熱的當下主義，不可否認會帶給恐怖行動一股希望。

那些香港的政治觀光客們，拜倒在這場運動的多采多姿、充沛活力、慷慨激昂和堅忍不拔。他們其實不曉得這些特質在所有的運動中都看得見，至於這些既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反動的跡象，而且是朝法西斯道路發展的跡象，他們倒是不說一句話了。真正劃開革命和反動鴻溝的，絕對不是這場運動的繽紛燦爛，也絕不是運動的旺盛能量[12]，而是運動的勁道以及對前途的視野。政治觀光客搞不清楚黑衣人(black clads)和黑羣(black blocks)的差別，這樣他們就可以避開那最重要的問題－運動要往那裏去[13]？

一如其他各種目前遍地開花的運動，香港這場運動的一個關鍵是暴動慾望普遍化。陶德 菲立普斯 (Todd Phillips )所執導的電影小丑( Joker )相當程度掌握了騷動的衝力，那是一種既複合又混雜的動力。面對政治菁英貪得無厭，社會國家搖搖欲墜，弱勢者被遺棄，媒體令人害怕，大城市在破敗邊緣…人們越來越反感越來越憤怒，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在「香港時刻」中可能有個嶄新的現象，它顛覆了傳統的運動進程，我們常常見到文化產業依附在歷史事件、政治舞台，從法國大革命到1968，文化產業蒐集古今各種革命面向的靈感，然後搬上螢幕。而現在則是運動抄襲文化產業，香港的「似水革命」就像把小丑這部電影從螢幕挪到街頭實境，街頭校園川流著暴動的慾望，慾望撐起運動的格局。

問題是，在小丑這部電影裡，從頭到尾擺盪在無政府主義的可能性和法西斯主義明確性之間，在一場城市暴動中，渾身是血的小丑變成了大英雄。陶德 菲立普斯的電影裡散播出非常清晰的虛無主義調性，那一陣陣忍不住的大笑，時不時就發作，那是德勒茲所謂的「困窘者」的笑聲，小丑亞瑟在這場因他的暴力而引發的運動中成了大英雄，瘋狂的人們愛上了街頭運動，他們戴上了小丑的面具，在大街上燒車、砸店，直奔末世的景象，簡直就像一部手遊[14]...

也許在某個不會太遙遠的時刻，如果香港的運動還繼續朝目前的方向走，朝著沒有回頭路的武裝運動[15]前進的話，那就事態嚴重了...

【譯按】：

1.本文法文標題是《Rétablir les droits de l'intelligibilité historique》，作者Alain Brossat 很重視intelligibilité historique，指的是歷史的感知、認知、辨識、可讀、可解......中文很難找到類似的語詞，於此暫譯為「歷史感」。

2.「我們無法避免烏鴉飛過頭上，但是我們可以阻止烏鴉在頭上築巢。」作者說是引自「中國諺語」，這或許是刻意為之，據此作為開篇。根據蒐尋，此一諺語的出處比較可能是源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2.本文中黑體字的「歷史」，在法文原文是大寫的歷史。

註釋：

[1]這場運動的訴求主軸如高度自治，修憲雙普選等等，擴大了香港與中國在政治與憲法上的異質性，從而拉開香港與中國的距離，朝向分離主義，這些訴求幾乎推翻了中英雙方所簽屬的協議，一國兩制五十年回歸過渡期的原則。

[2] 我借用支持香港運動的政治學者Brian Fong 的說法，「香港，中國唯一的主張就是強化警察國家」該文刊登在2019/11/15世界報

[3] Brian Fong, ibid. – 援引John C. Scott 所著Les Sociétés sans Etat則上述的說法可視為依附的機會主義最佳例證。

[4] 針對「模仿的自由解放」，請參照傅柯言說與書寫 第119篇「從考古學到王朝」1972.

[5] 香港運動持續了近半年，我們幾乎沒看到(從未有？)訴求社會平等的標語，而民主的浮動語言能指還少過不成形的橡膠字(奧古斯特 布朗基語)，好像香港島上通行無阻的極端自由主義應該是最好的體制。香港運動的行動者所高喊的自由與民主口號，響徹在全世界各地。如果認為能使用臉書，而不是微信就是最重要的人權，認為中國的人臉辨識是極權，而英美系統的人臉辨識就是民主，還真的是，說了等於沒說。

[6] 請參閱我所寫的一篇文章「Kung Fu」，收錄在Dictionnaire de la pensé du cinéma , 「Quadrige」PUF, Paris, 2012.

[7] 請參閱Suzanne Citron「Le Mythe national, l’histoire de France revisitée」 Editions de l’Atelier , 2019 (1987).

[8] 不過十年前(2009)，香港還製作我稱之為「溫馨小品」的電影－崔允信執導的「三條窄路」，男女主角分別是因欠債被開除的警察和到香港站街討生活的北姑，男的平常講廣東話，女的則講內地家鄉話，這兩個天涯淪落人相識了，看對眼的雙方就靠普通話互表愛意，從此墜入情網。這類電影其實凸顯了香港社會的「多元性」，但是以現今的氛圍看來，恐怕很難了...

[9] 以中國導演田壯壯的電影藍風箏(1993)為例，文化大革命時期，年輕人因暴力行為，導致被停職十年。

[10] 香港運動中，我們從流傳至全球的無數影片中，看到一樁最恐怖的情景，某個人在街上和運動派爭論，結果被淋上汽油然後點燃。雖然潑油點火的行為相當可憎，而這也可能是個個案，然而，那些常出現在國際媒體的運動領導人，卻沒有一人出面譴責，而且看起來也沒有要跟這種犯罪行為保持距離，我認為這種緘默，很清楚，就是一種法西斯。

[11] 參閱Nicole Loraux「La cité divisée- l’oubli dans la mémoire d’Athènes」Payot. 1997.

[12] 如果我們被敵對陣營的敘事所牽引，那麼我們將會輸掉戰役，歷史擺在眼前：當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後，圍繞在「1989歷史時刻」的那一大堆自由解放的大敘事贗品，如火如荼，西方媒體歌頌東歐國家革命成功從鐵幕裡解放，但如果我們不被主流論述支配，而還有一點批判精神的話，撥開鑼鼓喧天的革命勝利煙霧，就可以看得清楚，這哪裡是革命，唯一可給的嚴謹定義是重建，1989的歷史時刻「事實真相」是雷根和柴契爾才是冷戰的勝利者。我們在香港也看到了同樣的面貌，那一群群抗爭者說穿了，只不過是被川普的逆革命政治所利用的傻瓜，我只能說他們上了川普民主行銷術的當。不過，現代的議題，明確地說，在我們的「民主」裡，無論基進或受挫受壓制的一方，似乎在民主的戰役裡，人們寧可選擇在戰敗的一方，作為被壓迫者，就連偶然勝利的一方，為了要維持他的高度，也會瀰漫出被壓迫的憂鬱悲情，這樣的分為比較舒適，他們因為長期被安置在免疫的體制環境裡，被保護者，因缺乏抵抗力，沒那麼身強體壯。這正是現在那些被准許的敘事者，很偽善的跟我們說，今日香港就是柏林圍牆時節….

[13] 在這個議題上，一些過去的好文章值得推薦參照，如法國往何處去？(Où va la France ? 以及托洛斯基在希特勒崛起時期和民族陣線時期，陸續發表的數篇文章，收錄在書寫德國 (Ecrits sur l’Allemagne)。

[14] 電子遊戲已經上市了，台北時報已有報導

[15] 香港理工大學衝突時，勇武派以弓箭為武器

＊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多次到台灣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