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前面提到關於自由解放的論述，我們曾問到，文化工業是否能夠取代歷史作為參照，從香港的例子其實是值得懷疑。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可以再深入些，事實上，歷史參照的消失是被加工，被設計的。還是以香港為例，至少直到2012年，香港的高中歷史教學，分成中國歷史與西洋歷史兩部分，中國歷史主要教授歷朝歷代，現代史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9年，然後就沒了。一頁空白。至於西洋史方面，對於西方殖民年代，香港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輕描淡寫精心編排。這也難怪香港人只有在當代史的空白頁匆匆寫上潦草的幾筆，例如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一連串的悲慘年代，從大躍進到逃犯條例，中間經過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 從中國割離的香港，生活在離開歷史土壤的飄浮虛幻和去歷史性的時代，香港人養成了非常的個人主義，大部分的中產階級過著相當西洋化的日子，大家拼命追求事業成就和社會地位，相當注重金錢財富，他們在這一片不懂得涵養中國現代史的土壤上成長茁壯，枝葉茂盛，繁華得很。對於歷史的無知無感，造就了製造親密敵人論述的有利條件，中國在另一邊，而且他們講普通話[8]。
5，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一位1960年代曾參加暴動的香港人的話：「那些上街頭的黑衣人，決心和警察拚個你死我活，不惜引發暴動，他們的激昂失序舉動讓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我們要問道，到底是在甚麼樣的共同基礎上，激盪出如此的狂烈情感，推展出如此的驚滔駭浪，這和過去的脈絡截然不同。或許，我們可以從傅柯哲學中治理活人最重要的掌控管理論述得到解答。在紅衛兵和「黑衛兵」這兩個案例中，作為運動核心的都是青年學生，在世界各地，特別是華人世界，年輕人最主要的問題是規訓，學校嚴格的紀律要求，家庭的尊卑長幼倫理等等。
雖然歷史因素上紅衛兵和黑衣人有著大不相同的面貌，但兩者卻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傅柯所研究的對於管理控制的起身反抗，文化大革命時期，只要有個搧風點火，就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中學生以前所未有的粗暴蠻橫對待他們的師長[9]。從這個人類學的角度觀之，文化大革命是學校裡的喧鬧咆哮，學生縱隊的抓狂飆怒，集體造反對抗極端嚴厲且帶著羞辱和強迫意味的學校、社會和家庭的規訓，我們可以這麼問，一旦我們挑出了反極權的修辭，那麼，在哪個程度範圍內，香港這場無止無休的混亂和文革期間的學生鬧事模式搭連上了，換句話說，他們反對那些規訓？香港年輕人到底承受甚麼樣的管理壓制，以致於必須起身反抗？坦白講，我們不會因單純一個逃犯條例而引來這麼大規模的動員，也不可能爆發如此巨大的能量，即使在條例撤回之後，還繼續混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