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要拍她以後，我和陳為廷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一直以來我只拍陳為廷，所以他總覺得我是專屬於他的攝影師。事實上我不專屬於他，我總得跟大家解釋我不是在拍他，是在拍紀錄片。不過他這樣講我還是滿高興的，某種程度上，這代表了拍攝對象對導演的信任。但現在我也開始拍蔡博藝，關心陳為廷的時間就比較少了。而且拍攝蔡博藝的三十分鐘階段性短片《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最後還在新北市紀錄片獎中得獎，多少讓陳為廷有點吃味。
新北市紀錄片獎很特別，它不同於一般補助，只給一筆獎金，讓補助對象拍攝一個階段性的版本，它還要求製作完成的影片要在網路上公開一年。報名者只要先準備企劃書與三分鐘以內的片花，評審會從中挑選十部，每部給二十五萬元。這十部要在半年之內做出成果，再選出前三名另頒獎金。
「有對台灣友善的中國人，甚至比台灣人更關注台灣」
在拍蔡博藝的故事時，我經常陷入兩難，一方面，我想讓大家知道，有對台灣友善的中國人，甚至比台灣人更關注台灣。我知道台灣社會有一種普遍潛在的反中氛圍，但我無法接受像蔡博藝這樣的中國人在台灣有可能面臨不友善地對待。可是另一方面，當我想宣揚這種理念的時候，我的言論尺度卻一直被限制著，我會擔心萬一剪了某些片段，會不會對她造成不好的影響。這並不是因為有誰來警告我，而是我接觸過的陸生給我這種印象：只要談及跟六四相關的話題都是危險的。尤其蔡博藝在片中還戴了劉曉波的面具，我知道那更危險。
反倒是她比我勇敢，她一直對我說，妳不要那麼擔心，要怎麼處理，等剪接的時候再討論，不要自我審查。她說自己也是一個寫文章的創作者，她知道自我限制是一件難過的事情，對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她也不想當「紅筆」。紅筆即是負責審查言論的人。
我剪完第一個三十分鐘的版本，立刻給她看。她和男友看完都很喜歡。其實危險的地方還不只她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片中有人問她：「妳一直參與台灣民主運動，會不會讓妳回去變成黑名單？」她的回應是，如果這個政權讓我無法回到我的國家，我還是會想辦法回去，因為我永遠都是中國人。她把政權、國家和人民分得很清楚，這對他們來說，是最敏感的一段話。但是，這段話一直到在影片裡最後都還保留。雖然她男友認為有點危險，但如前所述，蔡博藝很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拿紅筆的人」，所以，我選擇維持原樣。
後來這部片在新北市紀錄片獎中得到了第一名─不過在確定名次之前，影片放在雅虎的影音平台上，點擊率竟然超過十萬，也再度讓蔡博藝爆紅。從此以後，她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都會被人認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