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的話：《我的青春，在台灣》是關於傅榆的青春，也是關於台灣民主的青春時代。這個青春時代，雖然已歷經各種坎坷不易而來到今天，但它還在成長，還是個未完待續、繼續展翅的故事。
不是我的一廂情願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反媒體壟斷在行政院守夜那天，天氣雨，我遇見了蔡博藝。其實我早在那年六月就看過她了，當時大選已過，《藍綠對話實驗室》在三月間還進行過一次，我原想再找其他陸生進來，當時CNEX告訴我，網路有篇很紅的文章〈我在台灣，我正青春〉，作者是蔡博藝，是陸生開放來台讀大學的第一屆學生。我上網看了那篇文章，發現她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看事情，卻很能深入理解台灣。因此將她視為我鎖定訪談的對象之一。
我找到她的社群軟體，向她說明我在做《藍綠對話實驗室》，也想聽聽中國人的意見，但我得到的回應是：「對不起，我對這個比較沒有興趣」。後來我才知道她對媒體有一點戒心，因為她剛寫完那篇文章爆紅，很多媒體訪問她。但有家電視台訪問剪輯的時候似乎有些斷章取義，導致她對媒體不是很信任。而我正好在那個時間點去找她，讓她產生戒心，所以我也只好放棄。
不過後來，我還在剪接《藍綠對話實驗室》，同時也在構思下一部續集的時候，CNEX又有人建議我：淡江大學有位楊景堯老師，長期關注陸生議題，因此徵集陸生的文章編成一本《大陸學生台灣夢》。那本書裡面收錄一篇蔡博藝寫的文章。當時他們有場新書發表會，我到了現場，看到蔡博藝受邀上台發言。她有點彆扭，記者問她，妳的台灣夢是什麼？蔡博藝說：「我這人胸無大志，只想讀好書，嫁好人，生個好孩子，找個好工作。」
「可是她拒絕過我，你確定要找她？」
這我是第一次見到她。由於她拒絕過我，所以我不太敢再去和她講話。不過我已經開始想拍《藍綠對話實驗室》的續集，想多認識中國學生，於是接觸了幾個上台發言的陸生，其中一位是刀哥，他很快就答應了。除了孫宇晨以外，這是我少數遇到能夠這麼爽快答應的陸生。於是我找他和另一位陸生到家裡聊天。但時間真的不好約，另一方面我又忙於剪片，所以一直拖到二○一三年反媒體壟斷以後。那次本來他們有三個人要來，結果其中一個女生突然告假。我問刀哥，你能不能再帶個女生？他說好啊，找妹子我最行。他說要找蔡博藝。我說：「可是她拒絕過我，你確定要找她？」他說OK的，於是就真的把她帶來了。
時間再回到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在行政院現場看到蔡博藝，當下很疑惑她為什麼會來。因為我原本對陸生的印象是，他們很害怕參與政治。那時候她的書《我在臺灣，我正青春》才剛出版，我還沒看過，後來才知道裡面有一篇文章寫到士林王家被強拆的事情，雖然她還是觀察者的角色，但至少是會到現場觀察的人。不過，即使關心過士林王家拆遷案，關注媒體壟斷又是另一個層次，畢竟牽涉到中國因素，對她來說，應該是更危險。
我心理一邊很疑惑，又很好奇，於是鏡頭就對著她，多拍了她幾回，但又擔心被她發現，所以手有點抖。她看起來很嚴肅，好像臭著臉，所以我也不敢過去和她攀談。
但當刀哥帶她到我家時，蔡博藝完全變了一個人。我很疑惑，這是雙重人格嗎？她變得很活潑，拿出她在淡江大學附近抗議小白宮議題的DM，向大家說這個議題很重要，希望大家關注。聽她講解訴求的感覺很怪，但也有點開心，明明是一個中國學生，卻如此關注台灣的議題，還希望台灣人也能同樣關注。我對她更好奇了，後來就單獨約她訪問，表明很想拍一部專屬於她的片子。我還將這個構想寫成提案企畫書，投了新北市紀錄片獎。這是我認識蔡博藝的開始。當時完全沒有料到後來會拍了這麼久，甚至和陳為廷的故事一起，變成同一部片。
「學生運動好像是一件好玩、正面、正當的好事」
另一方面，陳為廷因為反媒體壟斷事件被大家關注之後，有些陸生們開始把他當成偶像。那天邀請陸生來我家的時候，陳為廷也在場，陸生們都想和陳為廷合照。比起在我高中、大學時候的認知，與當時社會大眾常有的觀感，我明顯感覺到了時代的改變，學生運動好像是一件好玩、正面、正當的好事，不再是暴亂的形象。在年輕人之間，也掀起了一股組織異議性社團的風潮。
蔡博藝也受到這個風潮影響。她會踏入這個領域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她有一位大他八歲的台灣男友，年輕的時候也參加過學生運動。不過她男友後來都在準備律師考試，做一些正規的工作，想從別的管道來實踐自己的理念。在她眼中男友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人，但卻曾參與過她刻版印象中比較踰矩的學生運動。這讓她產生了好奇心，正好反媒體壟斷在當時風起雲湧，她便開始想要透過真正的參與來理解男友年輕時候的想法。這麼浪漫的理由是她自己說的，但我一直都不覺得這是真正的原因。不是不可能，但也許不是主要因素。
因為實際上，她還在中國讀高中的時候，就開始關注政治了。後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裡，拍到她以前寫的札記，已經寫過六四。我問她，妳為什麼會開始關注政治？她說因為當時失戀了，沒有其他的寄託。但我同樣不知道這有幾分可信度。她的高中校風比較開放，她和同學也都會談論政治話題，她本來也就對這方面比較關注。既然有這樣的背景，為什麼她剛來台灣還是會對社會運動有刻板印象？我不知道原因會不會是和我一樣？─覺得有隔閡，感到自己進不去。
「想要在媒體上吸引別人的注意，醒目的衝突是必要之惡」
後來淡江大學開始出現異議性社團「五虎崗社」，她也參與其中，成為創社元老。她去參加反核遊行，關注淡江、淡水附近社區的議題，從地方性的運動開始參與起。這些經驗讓她開始認識到，原來在媒體上喊口號的幾秒鐘背後，還得要做很多的努力，包括田野調查、掌握事件細節，透過這個過程，她開始認識社會運動的另外一面。也因為如此，她才有了新的認知，不再認為那些看起來像是製造衝突的行為一定就是不好的。因為，想要在媒體上吸引別人的注意，醒目的衝突是必要之惡。蔡博藝的個性真的是一頭熱，她對她關注的議題總是投入得很深，不會很快抽離。這點和陳為廷完全不一樣。
決定要拍她以後，我和陳為廷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一直以來我只拍陳為廷，所以他總覺得我是專屬於他的攝影師。事實上我不專屬於他，我總得跟大家解釋我不是在拍他，是在拍紀錄片。不過他這樣講我還是滿高興的，某種程度上，這代表了拍攝對象對導演的信任。但現在我也開始拍蔡博藝，關心陳為廷的時間就比較少了。而且拍攝蔡博藝的三十分鐘階段性短片《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最後還在新北市紀錄片獎中得獎，多少讓陳為廷有點吃味。
新北市紀錄片獎很特別，它不同於一般補助，只給一筆獎金，讓補助對象拍攝一個階段性的版本，它還要求製作完成的影片要在網路上公開一年。報名者只要先準備企劃書與三分鐘以內的片花，評審會從中挑選十部，每部給二十五萬元。這十部要在半年之內做出成果，再選出前三名另頒獎金。
「有對台灣友善的中國人，甚至比台灣人更關注台灣」
在拍蔡博藝的故事時，我經常陷入兩難，一方面，我想讓大家知道，有對台灣友善的中國人，甚至比台灣人更關注台灣。我知道台灣社會有一種普遍潛在的反中氛圍，但我無法接受像蔡博藝這樣的中國人在台灣有可能面臨不友善地對待。可是另一方面，當我想宣揚這種理念的時候，我的言論尺度卻一直被限制著，我會擔心萬一剪了某些片段，會不會對她造成不好的影響。這並不是因為有誰來警告我，而是我接觸過的陸生給我這種印象：只要談及跟六四相關的話題都是危險的。尤其蔡博藝在片中還戴了劉曉波的面具，我知道那更危險。
反倒是她比我勇敢，她一直對我說，妳不要那麼擔心，要怎麼處理，等剪接的時候再討論，不要自我審查。她說自己也是一個寫文章的創作者，她知道自我限制是一件難過的事情，對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她也不想當「紅筆」。紅筆即是負責審查言論的人。
我剪完第一個三十分鐘的版本，立刻給她看。她和男友看完都很喜歡。其實危險的地方還不只她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片中有人問她：「妳一直參與台灣民主運動，會不會讓妳回去變成黑名單？」她的回應是，如果這個政權讓我無法回到我的國家，我還是會想辦法回去，因為我永遠都是中國人。她把政權、國家和人民分得很清楚，這對他們來說，是最敏感的一段話。但是，這段話一直到在影片裡最後都還保留。雖然她男友認為有點危險，但如前所述，蔡博藝很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拿紅筆的人」，所以，我選擇維持原樣。
後來這部片在新北市紀錄片獎中得到了第一名─不過在確定名次之前，影片放在雅虎的影音平台上，點擊率竟然超過十萬，也再度讓蔡博藝爆紅。從此以後，她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都會被人認出來。
「希望未來我們兩個都能很平安」
頒獎典禮時，蔡博藝也有出席，我邀請她一起上台，也有一些媒體報導。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擔心她的安危。如果被大肆傳播的話，不知道她會怎麼樣。我很矛盾，因為得獎被媒體報導，可以讓這個故事獲得更多人注意，達成我前面說的，讓台灣人看見有對台灣友善的中國人這個初衷。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部片好像不適合讓太多人看到，造成她未來有可能會遭遇到政治檢查。在頒獎典禮當下，我覺得我們兩個真的好困難，於是我哭了，並且說：「希望未來我們兩個都能很平安。」我這樣說也是在打預防針，心中暗自在對對岸的政府說：蔡博藝被報導了，要是真的被怎麼樣，將會是一件會引起注意，會被討論的事情。
當影片公開在雅虎平台上播放的時候，我也和平台談妥，IP必須鎖在台灣，其他國家都不能看到，希望能夠保護她。不過，後來她並沒有因此發生什麼事，當然，一直以來她回家鄉都有被有關單位找去「喝茶」，只是從來不是針對這個片子或這個議題。因此我就更大膽了一點。
二○一三年五月，反媒體壟斷法要立法，當時陳為廷已經意興闌珊，覺得沒什麼好玩，因為併購案已經被擋下，蔡衍明也收手，他不知道要打什麼了。那時的他年輕氣盛，只想著要衝。但那一次監督立法的三天時間很漫長，我有空檔跟陳為廷聊到蔡博藝那部片，陳為廷說：還不錯啊，但有一種吃醋的感覺。我忘記他使用的詞彙是不是「吃醋」，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這部沒有我當主角的片竟然這麼紅。聽到他這樣說，竟然讓我有點開心，代表這段時間的跟拍不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投入，他的心裡其實也有點在乎。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蔡博藝身上。有段時間我比較頻繁地拍陳為廷，蔡博藝會隱約向我表達她的失落。這種感覺很微妙，我拿攝影機拍他們兩個，並不只是在做紀錄，好像也是一種關愛。拍他們越多次，就越被他們吸引，想更了解他們，也在意他們怎麼看待我。這有點曖昧的感覺，同時我也像是個不能偏心的媽媽。
作者傅榆從事獨立紀錄片工作，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我的青春，在台灣》（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