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日，星期日。抗議隊伍舉著美國國旗，沿著位於中環花園道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遊行。他們集體喊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為自由而戰、站在香港這邊」，並呼籲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請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讓香港再次偉大」。
美國成「最後一個希望」
我在遊行隊伍裡明顯感覺到，在某種意義上，對渴望維護自由、爭取民主的香港市民來說，美國似乎是「最後一個希望」。何況川普近來一直跟中國打貿易戰，並已把它與香港問題掛鉤。香港人從此以為，美國能幫香港一把，即使川普只是想拿香港問題換取更多經貿利益，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
九月十五日，星期日。抗議隊伍從銅鑼灣東角道出發，沿著軒尼詩道遊行，打著雨傘的市民們占滿了道路，不停地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集體地唱〈願榮光歸香港〉。
不像上周末把呼籲和請求川普時代的美國當做主旋律，但這一天，在活動現場裡仍隨時隨地能看到美國國旗。我在現場問了一個穿著黑色衣服，正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女學生，她說：「只有川普才能影響習近平，只有美國才能拯救香港。」
這也是本著「和理非」參加遊行的香港市民內心共通的渴望，從中得出一個常理：香港問題早已國際化，客觀來說，香港問題接下來在美中關係和國際情勢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仍然是未知數。
不過，它至少已經包含在西方各國面對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議程中。八月底在法國舉行的Ｇ７高峰會後發表了包括五項議題的聯合聲明，最後一項是香港。可見西方國家和領導人皆認為，香港至少對亞洲情勢來說，已經是頗有地緣政治味道的國際不確定因素，即使中國堅決反對把香港問題國際化，主張香港純屬中國內政。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妨思考和梳理一下，香港問題對東亞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來說為什麼重要。
首先是經濟。無論從經驗地位、稅率制度、公民素養、法治法規、地理位置等角度看，香港過去幾十年以來是東亞最自由、最開放、最包容、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香港也為過去四十年以來試圖改革開放的中國提供「國際接軌」的平台。
例如，二○一六年，中國大陸向香港直接投資一一四二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總投資的五成八，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香港轉向第三國投資。香港顯然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支點，是國際社會與中國之間開展合作的橋樑。
香港於中國有其不可取代性
值得關注的是，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表了《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從這一新的動態不難推測，中共中央正試圖在某種程度上讓深圳「替代」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在不同場合提出「讓上海於二○二○年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就中共中央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的作用和影響力逐步降低，上海和深圳的功能和輻射力逐步提高是一件好事。 （相關報導： 顧爾德專欄：北京有在認真操「選舉盤」嗎？ ｜ 更多文章 ）
我最近就這個問題在香港跟幾名日本投資家討論過。我們評估是，無論從法治、自由、稅率、制度、公民、國際化等角度看，深圳和上海在近期內無法替代香港的位置。香港的競爭對手不是內地城市，而是新加坡、東京、倫敦和紐約。我們的結論是，香港就亞洲和國際經濟來說仍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