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於1986年9月的民進黨今年迎來30週年黨慶，重嚐執政果實的民進黨正在籌備一系列黨慶活動，包括，舉辦群像紀錄片特展，以及請老黨員口述歷史等；不忘民主前輩圓山飯店創黨初心，不畏威權政治桎梏加身的風險，民進黨時移勢易，如今開啟童話般的政治序曲。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民進黨創黨30年來的發展歷程，可謂台灣政治民主化發展中不可闕漏的一段縮影、一個要角。由黨外運動起家的民進黨，其經歷的成長、挫敗與蛻變的各個階段，都深遠地影響到台灣政治的發展。我們甚至可以說，決定民主化前的台灣政治發展是看國民黨，左右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發展則必要正視民進黨。
反威權爭民主 街頭運動起家
回顧歷史，台灣政治民主化歷程濫觴於黨外運動是客觀事實。「黨外」意指除國民黨以外的參政人士，而「運動」則是非國民黨人以類似政黨形式進行之民主運動。我們回顧1980年代中葉以前的台灣，政權長期由國民黨一黨專政，兩蔣以戒嚴為手段進行威權統治，儘管如此，台灣經濟仍取得非凡成就，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頗領一時風騷。但彼時，台灣人民並不享有集會與結社自由，組織政黨的權利也被排拒在外，全社會的自主力與能動性，基本上已被威權結構限縮得難以伸展。是以，當年黨外運動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政治意圖，就在於反國民黨威權專政，爭取民主、開放的競爭選舉以實踐人民參政等，至於追求台灣獨立的呼聲在當時的黨外並非主流，同時也缺乏系統性的理論闡述與社會基礎。
這是民進黨創黨之初，在台灣內部的政治土壤。而就外部的大環境而言，1974年由於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啟的世界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Democracy）浪潮，於1980年代席捲拉丁美洲與東亞，1986年民進黨正式組黨，正好與國際時局的節奏聯動，顯得自然和恰如其分。
1980年代中後期，台灣街頭社會抗議運動風起雲湧，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勞工、農民、婦女、學生運動，以及原住民與弱勢團體運動等，紛紛湧上台北街頭，抗議政府各項政策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由於威權的國民黨政府對社會運動的壓制，以及社運團體在組織初期對資源以及相互支持的迫切需求，該時期的抗爭運動人士總是慣性拉高了政治分貝，將追求民主化奉為上位，以謀取不同的社運團體間最大的交會，也讓彼時的社會運動顯現極強的政治化色彩。由此，發跡於反威權、反專制黨外運動的民進黨，練兵於1990年代的各類型街頭運動，並主力訴求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那時的民進黨藉由種種行動向外界表明，創黨之初的她，根本的思想與實踐，實為反威權而生，且是為同路於勞農階級向國家爭取更多放權與資源釋出，就這個層面來說，民進黨在本質上具有傳統的左翼政黨的價值色彩，也可說是當時世界自由化浪潮在台灣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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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借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檢視民進黨在台灣的發展之路，在不同階段都能發現到不少饒有風趣的詰問。創黨之初，為反威權專制、爭取勞農權益，意識形態偏左的民進黨，在民主化與政黨開放競爭的過程中逐步獲取政治實力，而在執政之後，是否依舊保有其左翼價值的硬核？進一步來說，民進黨在2000年首度執政之後，被外界抨擊甚深的是其漸向資本家靠攏的作為，復刻了國民黨執政時的政商關係，並且起了台獨的熱灶。民進黨這樣的路線選擇究竟算不算罔顧甚或背叛其左翼價值的初衷？以下我們便從價值核心與行動實踐的角度，評析在台灣政治發展中極具歷史地位的民進黨創黨30年來的歷程與糾結。
台灣政治秩序中的民進黨
台灣政治發展，就其政治秩序的主軸可以區分為3個階段，追求民主化的台灣（1986年至1996年）、爭論認同政治的台灣（1996年至2012年），以及正視階級、分配政治的台灣（2012年迄今）。而伴隨這3段不同的政治主旋律，其轉換也表現在民進黨自身路線的變換上。
左傾路線轉向國族認同
首先從大的分析框架看待民進黨的發展，自1986年成立之初，配合全球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風潮，民進黨在台灣內部積極地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經過幾度街頭抗爭，以及與國民黨多次的博弈後，最終促成了蔣經國開放民主以及台灣各級選舉全面開放競爭。相較其他同期新興民主國家爭取民主化的過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顯得十分平和、順暢，因此贏得「寧靜革命」的美譽。回顧第一波追求民主化期間的民進黨，儘管黨內高唱台灣主體意識、台獨意識的人也不少，但1990年代的台灣，首重的政治議題在反威權、爭民主，民進黨並不優先高舉台獨旗幟作為政治市場的號召，而多以反國民黨威權作為歷次選舉的最大主張。事實上，草創期間的民進黨內部，其成員兼容統派與獨派，並非是「天然獨」的政黨。
一直到1996年台灣首度舉行總統直選，民進黨迎回美國歸來的台獨大老彭明敏擔任首屆民選總統的黨籍候選人，此刻的民進黨才開始逐漸由最初「左傾」主張與意識，移轉重心到台灣國族認同的辯論上，民進黨開始被外界視為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直到了2000年總統大選，得益於國民黨陣營分裂，民進黨才在陳水扁的帶領下，以14年黨齡之姿首度取得執政權，正式開啟台灣新的一波追求自我認同、尋求國家定位的政治主軸。
這是民進黨路線的第一次分岔，當選舉成為有規律的政治常態，2000年後民進黨在歷次地方與中央大選中反覆操演的政治訴求，已不再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反威權、為「階級奮鬥」的政治主張，而是漸漸演變為具有民族政黨意味的政黨。是以，從具有左翼理想政黨轉向成為民族認同政黨，是民進黨路線的第一次核心的轉變。
是什麼原因與動機讓民進黨產生路線轉向？我們從政治學理角度出發不難找到答案。開發中國家在政治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容易衍生認同、合法性、命令貫徹、參與、整合與分配的危機，尤其是歷史上曾遭受殖民與傳統專制統治的國家，更容易誕生民族取向的政黨，1894年成立的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便是如此，一個世紀後，起初傾向左翼、反威權統治的民進黨在威權瓦解後，也朝相同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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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威權政治鬆動、民主成為台灣政治最大公約數的1990年代，許多當年名列「黑名單」的海外獨派人士開始自美、日回到台灣，協同民進黨組織發起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這正是民進黨內部的變化，促使其轉向認同台獨訴求的一面；與此同時，在頻繁地舉行各級選舉的1990至2000年代，台灣人被反覆的選舉訓練有素，當家作主的心理也已然成熟，每親身參與一次選舉都讓台灣人自決的意識積累一次，伴隨民主化而來的本土化，成為相輔相生的內部效果。
於是乎，獨派海歸以及台灣人自決意識的上升，可謂民進黨選擇在執政後或明或暗地鼓吹台獨、台灣主體意識的主因。這一波台灣人國族認同的大辯論，雖然對台灣政治發展而言，是一段必然的發展過程，卻也在朝野政治人物反覆又過度地炒作下，讓台灣人深處於台灣與中國的雙重認同困境中，造成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分歧，並且連帶衝擊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最終，在物質基礎決定一切的壓力下，兩岸關係不睦、經濟發展停滯，加上執政集團貪腐醜聞等，最終促成民進黨的下野。
新自由主義席捲 二次轉向
2012年，民進黨提名蔡英文角逐總統大位失利，但選後蔡英文陣營主打「公平、正義」，深深地影響到日後台灣的政治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該年大選的主要訴求不再強調台灣認同，而是重新拉回階級議題，象徵其在路線上的再次轉變，回歸創黨之初，一個存乎階級意識、重視分配價值、又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左翼政黨。民進黨此次轉向成因有二，其一是台灣長年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不合理傾斜，導致分配失衡，衍生階級矛盾；其二是陳水扁失敗的執政經驗，即過度操作國族認同讓社會疲乏。更深一層看，陳水扁執政的挫折不只過度操作國族認同，更反映民進黨空有左翼意識，理論基礎薄弱，在經濟政策上進退失據
首先，經濟結構發展導致分配失衡十分容易理解，根源出在新自由主義帶來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和政治腐敗等惡果，資本失衡的發展導致政治主軸改變，也可以解釋為經濟與政治之間尋求均衡的一種循環，本世紀最初十年拉丁美洲集體「向左轉」可為援例。但左翼政黨如何在執政後，面對國際間自由貿易正熾的風潮，依舊得以堅守左派的經濟取向，如支持加強干預市場運作和平均分配財富，則將成為一道難題。這難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民進黨在陳水扁主政8年期間遭逢困頓的深層原因。
放眼國際，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政黨在面對經濟自由化時選擇退讓，此類案例其實並不罕見。1990年代，中間偏左的政黨在英、法、義、德、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相繼執政，當時為了定義中間偏左，出身工黨的前英國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便主張「第三條路」（Third Way），倡導一個介於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中間理念；1999年，美國民主黨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取消了格拉斯法（Glass-Steagall Act），鬆綁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作為，也是回應經濟自由化的一種退讓。然而，主張中間偏左的政黨，在2000年代逐漸退燒，右派再起，諸多中間或中間偏右的政黨在歐陸大舉奪回執政權，原因在於當中間偏左陣營致力於社會民主更新的同時，無法在左的意識形態基礎上與右的市場邏輯取得平衡，其結果使其經濟政策相繼失靈，無法提供一套有效解決全球化帶來經濟挑戰的作為。
民進黨過去執政時為何會在經濟作為上挫敗，原因並非民進黨不善於治理，根本的癥結在於當民進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空有英雄主義式的左翼浪漫與審美情緒，卻缺乏系統性理論基礎的支持時，終究讓民進黨難以站在中間偏左的立場去推陳、回應經濟自由化而來的挑戰。
如今，民進黨在重回執政高點之際迎來30年黨慶，蔡英文與民進黨如何在意識形態路線上「三十而立」，去回應上述政經發展邏輯的本質問題，如何讓其路線價值與經濟政策取向不相違逆、得以共存，當為民進黨必要面對的課題，在兼顧分配正義與擴大公民社會的參與後，民進黨還是得回頭面對區域和全球經濟自由化的那道關卡，那正是歷來民進黨經濟政策弱勢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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