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這些孩子都是猶太人。當時他們就在剛剛被解放的布拉格，孩子們很多都是來自附近的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營。
他們緊靠在一起，有些人在微笑，也有一些人面無表情，有幾個還皺著眉頭。
他們剛剛脫離納粹猶太人大屠殺，大多數人的父母都已經不在。現在，他們成了孤兒。
重回布拉格
2019年5月的布拉格則很容易辨認，同一座雕像仍然在那裡，同樣的鵝卵石地面，還有房子上那些優雅的象牙白窗戶。
那張舊照片裡的其中一些孩子，現在也在這裡。他們回來了，帶著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孩子以及孫子和孫女，來這裡紀念自己的人生。
他們回來拍一張新的照片，一張由本可能沒機會組成的家庭聚在一起的大合照。
我也會在那張照片裡，裡面還我家裡的另外12個成員，但我也是一個講述這背後故事的記者。
我的祖父大衛·赫爾曼（David Herman）就是當年其中一個生存下來的孩子——而他一共被關進過五個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奧斯威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赫姆斯多夫（Rhemsdorf）以及最後的特萊西恩施塔特。
恐懼
我的這段旅程從曼徹斯特（Manchester）開始。兩名當年認識我祖父的倖存者現在就生活在這裡。
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把我們請進家裡，用三明治、味醬和鷹嘴豆泥招待了我們。當我開始問他們當年經歷的恐懼時，空間裡一片寂靜。
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倖存者如此細緻地陳述他們的經歷，而其中的故事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之前也去過集中營。我在某年夏天去過奧斯威辛，當時一邊是小孩哭著要冰淇淋，一邊是導遊向我們展示一些諸如毛髮和鞋子等當年的物品。我也去過特萊西恩施塔特，和我的祖父一起，當時我10歲。
兩次經驗都不像這一次傾聽那樣，令我離自己家族的歷史如此近。
「我們一直看到死人」
拉斯基爾到達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的編號就被紋到了手臂上。薩姆·拉斯基爾（Sam Laskier）已經91歲。他挽起袖管，向我展示他手臂上的紋身。綠色的字母和數字留在了他皺得像紙一樣的皮膚上。
「我們總是看到死人，」他說，「從奧斯威辛的煙囪裡，你能聞到人肉被焚燒的氣味。」
「他們大概會讓你活三個月左右，但我在那裡呆了七個月，都沒有死。」
他向我陳述事實，情感則藏在了更深的地方。我們一起看照片的時候，他說，他至今仍然會做關於集中營的噩夢。
饑餓
「作為一個在納粹集中營裏的十幾歲少年，感覺是怎樣的？」我問他。
那種感覺很難用言語形容。唯一反復出現的感覺就是餓，你的胃裡有一陣裂開的痛楚。你活著，但不知道自己下一頓飯會在什麼時候。
「我們總是處在創傷之中，」同樣91歲的艾克·阿爾特曼（Ike Alterman）說，「我們擔心哪裡會有下一片麵包，因為我們很餓，餓死了。」
自由
「這一刻，我們發現衛兵消失了，我們自由了。」「就是在這一刻，我們發現衛兵都消失了，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自由了。這是我，揮舞帽子的那個，」艾克說。他指著那張照片，上面滿是瘦弱的身軀。
「我們原本是要在之後那天早上進毒氣室的，因為他們無法帶我們去任何地方，而他們知道在特萊西恩斯塔特有一個火葬場。」
艾克說話緩慢，每個字中間都有停頓。從他眼睛深處，我看到了一個13歲的男孩，從一個營到另一個營，沿著鐵路用牛卡車一直運送，最終抵達自由的彼岸。
2019年的特萊西恩斯塔特。「布拉格總是在喚起美好的回憶，」他說，「因為那是我重獲自由的地方，我們在那裡沒有被打，也沒有人向我們大聲呼喝。」
俄羅斯人當時對小孩很友善。他們與孩子們分享麵包，給他們巧克力，還讓他們坐到坦克上。
他們也給孩子們24小時的時間，讓他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甚至向德國人報復都可以。
不過，這些重獲自由的囚徒當中，沒有誰想自己的手沾血；他們當時想的，就是在餓了這麼多年之後能先填飽肚子。
有些人甚至因為吃得太多，疲弱的身體受不了，被送到了醫院去。有些人甚至死於消化不良。
回到特萊西恩施塔特
赫爾什說，他到達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時，看到的是一堆堆的屍體和骷髏一樣的病童。我們一起去了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舊址，它過去是個貧民區，之後是納粹集中營，這一批人多數都是在這裏得救的。
它在距離布拉格大約60公里的地方，現在它是一個普通的小鎮和一個紀念地。一位老婦人推著一架購物車，幾隊遊客在參觀曾經的營房、火葬場和貧民區博物館。
我們向著一個猶太人墓園走去，得救前曾在這裡被關了八天的阿萊克·赫什（Arek Hersh）對我講述了一個瞬間。
他向我形容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時，周圍的一切：一堆接一堆的屍體，還有像骷髏一樣的病殃殃的男孩們。
後來我在一卷一卷的庫存影片裡，看到那些面孔，看到那些痛苦和不屈。死亡的面目寫進了我的腦海裡。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焚化場外，阿萊克低頭默哀一分鐘。他們說，在集中營的地方，連鳥都不叫，可是現在我們聽得見的聲音只有鳥叫。
然後這裡舉行了一場悼念儀式，空氣在領班者的祈禱聲中越發沉重，之後我們用一分鐘的默哀悼念死者。
倖存者們
拉斯基爾（右）和當時的倖存者第一次到達英國。
不過，我們來布拉格是為這些倖存者慶祝的，那些從集中營走出來的人，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1945年之後被帶到英國的732名兒童之一。他們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長大，重建新生，後來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這一批小孩被外界稱作「男孩們（The Boys）」，不過當中其中有大約80個女孩。他們後來組成的家庭，也成了一個凝聚在一起的大家庭，而我成了其中一員。
赫爾曼和他的妻子，以及孫子孫女們——最右邊的是本文作者漢娜。
我從小就知道納粹大屠殺的故事，還有我祖父的經歷，以及我們家裡犧牲的親人。但是，直到近年，我們才開始談論，他從那些經歷當中承受的傷痛，並沒有在1945年之後就結束。
我和我妹妹會長時間地談論，我們外公的經歷對我們人生的影響。我們就像是替600萬被殺害的猶太人活著一樣，彷彿時間是借來的一樣。是這種倖存者的罪疚感令我們總是想如此盡情地生活嗎？
BBC記者漢娜·蓋爾巴特與阿萊克（左）和薩姆（右）在一起。我們一共有超過200人來到布拉格，我們來看看當年，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被解救出來之後，都曾經在哪個地方站立過。
在紀念死去的人們時，悲傷當然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份團結、快樂和堅守。我們堅守著大屠殺的記憶，講出那些經歷過和沒經歷過的人的故事。
站在這個廣場上的我們，就是納粹種族滅絶計劃失敗的明證。
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的牢房，現在已經是紀念館。
我祖父說，他不恨德國人。就像很多倖存者一樣，他鼓勵全家人擁有包容和開放的心，這是我們想要一直保存的價值。
他在10年前故去了，但是我多希望他也能在這裡。我有那麼多的問題想要問他。
17歲的大衛·赫爾曼。
我有一張他的照片，是他17歲的時候拍的。他的頭髮被剃光，穿著一件條紋睡衣。他的臉下面是他的編號：A26 44 328。
照片是在他到達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拍的。我看著那張片，看到了他當時對於一直活下去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