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字面上的解釋，就筆者的理解，應該就是確保不論新設立、或既有的企業都能從金融機構得到所需的間接與直接融資（夾層融資與天使創投基金就是金管會所提出比較有爭議性的政策）。不過，讓筆者不解的是，不管是哪一種融資方式，這種由政府機關運用非市場力量來引導資金流動方向的作法，不就是過去讓台灣銀行體系體質由好轉壞的關鍵因素之一嘛?!
從另一方面來說，目前政府體系裡早以存在著各種類繁多的類似創業投資或主權基金的基礎與功能，例如：國家發展基金；這些目前已在運作的資源，只要適當、合宜的進行整合，並且確實穩當地執行與提升基金的效能，筆者深信此類基金就可達成可觀的成果。況且，再度由公部門帶頭來提倡設立新的基金，好像有違政府長年以來主張精簡政府組織與解決組織架構重疊的問題。
以中國大陸為例，產能過剩是目前中國政府所面臨的經濟重症之一，更是苦無對策，現階段的做法，由於內需疲弱，也只能用時間來消化過度生產的貨物與商品；中國除了房地產有供給過剩的困境外，煤、鋁、煉油、鋼鐵、化工業也都有產量過剩的問題。同時，為了避免倒閉潮的來臨，與銀行違約率大幅度地上升，中國政府指示銀行必須再適度地繼續支持這些無競爭力或產能過剩的產業，讓陷入經營困難的企業，能保有一定的資金與流動性水準。
造成中國政府這樣的窘境，部份的原因是，在過去大約10年期間，中國大肆動用政府力量去影響銀行資金成本與主導借貸的方向，導致資金配置不當與投資浮濫。明確的來說，各層級的政府為了達成所設定的經濟成長與所宣稱維穩的目標，不斷地運用各種行政手段，強力的干預金融機構，要求金融機構大量放款給特定的產業，或融資給已經失去市場競爭力的國家企業。這種長期以非商業行為的經營模式，所得到的代價是，當中國經濟成長放緩時，銀行的資產品質（資產負債表內或表外）急速的大幅惡化；金融機構的壞帳準備金，需進行大幅度的提列、銀行獲利衰退、銀行資本開始的被侵蝕 (市場對銀行的信心是建立在充裕的資本基礎上，銀行所能承受各類損失與風險也是維繫在這個資本的緩沖器上)，銀行的信用風險因此快速地上升。
在此種狀況下，筆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政府，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勢必需要再度動用全國納稅人的錢去填補壞帳的黑洞，而國家財政也同時會受到負面的衝擊，國家主權風險的評將會被調降(目前只是展望被調為負向)，最後資金外逃的問題可能會加重、貨幣貶值加速，讓看似經濟成長動能喪失的中國經濟，可能更加的雪上加霜，而這不就是目前已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最佳的寫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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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金融體系的歷史，大約在1990年代末期，也曾經面臨與現在中國相類似的狀況，那時銀行體系快速累積不良的放款，更讓壞帳開始居高不下。造成金融機構鉅額呆帳背後的原因，除了有亞洲金融風暴的因素外，同樣也是公部門強力主導資金的流向；政府把市場機制放一旁，更是放任讓各銀行將自身所衡量的風險高低與報酬率，棄之於不顧；甚至有時是連擔保品不足的情況下，也讓銀行以不計代價的作法，繼續地將全體存款戶的錢放款出去。最終，這個苦果僅能由政府動用國家預算，也就是拿全體國民的辛苦納稅金，來打消金融機構龐大的金額呆帳。
除了有支持產業發展的因素外，也許是考量要為銀行體系內大量的閒置資金（也就是俗稱的爛頭寸）找出口，金管會再度想出運用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來幫忙銀行消化超額的閒置資金，不過，這並非是長久之道，更絕非正道；甚至可說是殺雞取卵的方法。讓筆者較疑惑的是，此項業務，不該是由監理金融機構的主管機關所提出，而且應該已經是明顯的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有所抵觸。
再者，台灣經濟發展至今，理應不該再走由政府來主導產業與資金流動方向的回頭路；筆者並不是要建議政府完全不能干預或調控市場；相反的是，當市場機制失靈或經濟碰到危機時，筆者相信尋求政府的力量，才是穩定亂象的解決之道。不過，在沒有發生市場失靈或經濟危機時，筆者是反對政府運用任何理由或形式，來取代或阻礙市場運作與機制。因為任何市場在正常的運轉下，政府只能用風險防範的監理方式，去嚴密地監測經濟與市場的形勢，而不能用主動與積極的手段來主導市場，因為政府一旦將手介入市場，只會帶來更大的風險與產生更嚴重的問題。
筆者長久以來不斷地強調，台灣經濟疲弱不振與停滯性成長，是源自於結構性的問題(這絕非任何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可以治癒的)，更是銀行業裡龐大的閒置資金，苦無出路的主因。明確地來說，已將近20年，低迷的民間投資與疲弱的消費才是爛頭寸的主要元兇。其中，資金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筆者相信應該是國內許多企業主們的共同心聲。因此，筆者認為在未改善整體投資環境前，政府不用、也不該再浪費時間與精力從事招商（主要是外國企業的部份）的工作，因為這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也不會有任何顯著的成效。
吾人回首檢視2006年的現金卡卡債風暴，不就是肇因於銀行資金長年以來苦無去處，突然湧出可消化銀行資金的新業務，所以各家銀行業者便趨之若騖，以不計風險的代價，進行大量行銷與發卡，將大筆的金額，放款給信用品質較低的消費者；最終導致整體銀行業的財務體質弱化，雖然現金卡的爛發，沒有面臨像2001年時，那麼嚴重的呆帳情勢，不過銀行體質的惡化，是後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台灣各層級政府與部會（包括金管會）最迫切要實踐的政策，應是進行從根部做起的改革、革新。具體化的做法，就是須確保投資與法規環境的強化、建立市場制度的完善與完備、並改善市場監理制度與提升政府效能與資訊透明度。上述種種作為，才是健全投資環境的重要後盾，有了完備的政策環境，即便政府不主動出擊去尋求跨國企業來台灣投資，跨國企業也會尋找有利可圖的市場來進駐，並設立營運據點；如此一來，不僅能讓目前疲弱不堪的台灣經濟動能，重新注入一劑強心針，更可同時為台灣社會提供新的工作機會，有望拉升本國人超低薪資的水準，（筆者相信，唯有仰賴外資企業的入駐，產生對本國企業人才競爭的壓力，才有可望注入薪資成長的動能；因為想要冀望經由本國企業主動調升薪資，效果絕對是有限的，因為在台灣的企業，多有家族經營的文化背景與多數本國企業能省則省的習性，台灣企業肯定不會有令人滿意的主動調高薪資的做法）。而在薪資調升的情況下，台灣長年疲軟不振的民間消費，自然也會因此而注入新動能，本國投資也會被導上正軌，而銀行業裡閒置的資金，也不用再煩惱沒有管道可以消化。
不過，筆者上述的建議，絕對是需要時間來體現的，而此部分勢必是需要仰視新政府執行的決心與意願。因為主政者，如果還是著眼於短視近利的選票利益考量，台灣將會永遠在此種惡性循環的漩渦裡打轉，恐難反轉。最終，台灣經濟終將面臨全面性的衰退與敗壞，屆時大多數的民眾，恐將只能束手無策的坐以待斃；而為避免此狀況的到來，握有中央行政、立法的執政當局，必需要用更積極與具體的方式因應，而絕非僅是片段式的以「創新融資挺產業」來做為提振經濟的方式，這裡面除了有業務管轄不符合的問題外，其政策背後的邏輯與效用才是更令人擔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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