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
所有的眼淚都被監控，
所有的鮮花都被跟蹤，
所有的記憶都被清洗，
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
劉曉波，〈六四，一座墳墓〉（二〇〇二年）
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二〇一七年在獄中死於癌症。二〇〇二年時他寫下這些詩句，稱六四為「一座墳墓╱一座被遺忘所荒涼的墳墓」。對曾於一九八九年勸天安門學生做最後撤離的劉曉波來說，六四始終是他身體裡的一根針，「它常常游弋到心臟的邊緣……偶爾會用針尖試探地觸碰心的表面。」這二十年來，他每年都為六四寫下紀念輓歌，像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懺悔。極其悲傷諷刺的是，如今他筆下那些被禁止的記憶，不僅僅只是在寫一九八九年逝去的冤魂，也是在寫他自己。劉曉波的遺體是如此強而有力的象徵，中共為了避免他的墓地成為朝聖地，倉促主導了喪禮的安排，並將他的骨灰撒入海中。
三十年過去了，天安門事件的記憶沒有消散，反而變得益發敏感。
長年以來，公開的紀念活動都被禁止，近來當局甚至開始越來越常懲罰私人的紀念活動。二〇一四年，十五名知識分子在一處私人住宅內舉辦二十五周年紀念聚會，後來其中五人被捕，並在幾天內被冠上「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國家不僅監管集體的記憶，更是積極將監控的觸角伸向個人。為了避免禁忌思想溜進公共空間，提醒其他人必須遺忘的事，中國當局連人民的腦袋，這樣私密的個人空間也不放過。
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有多麼恐懼，從它近年如何把記憶當作一種罪來懲罰就可見一斑。二〇一七年，四川異議分子陳雲飛被判四年有期徒刑。他的罪行，只是為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死去、葬在成都郊區的學生吳國鋒掃墓。隨後，陳雲飛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從此可看出，這個國家多麼嚴密地管控它的人民，連人民私底下到郊區掃墓，低調到沒人會注意到的行為，也會覺得應該施以懲罰。正如小說作家鄧敏靈（Madeleine Thien）所言：「可以說，沒有人比中國政府更忠實、更專注地記得天安門事件。」
還有另一宗歐威爾所謂的「思想罪」（thoughtcrime）發生在二〇一六年，四名男子精心設計了一瓶紀念款白酒，酒標圖案的靈感來自那張在長安街上與一列坦克車對峙的「坦克人」圖像。這四人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四川成都對一九八九年血腥鎮壓的集體記憶，早已被抹滅殆盡，上述兩起案件卻都發生在成都，這並非巧合。今日的中國，歷史是由當權者決定的。法律規定，任何歪曲或貶損歷史英雄及烈士的行為都是刑事犯罪。 （相關報導： 不清楚文革、不知道六四：總數4億人的中國「千禧世代」很愛國 ｜ 更多文章 ）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清洗與重製的工作上成效卓越，尤其是關於成都發生的事件，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幾乎無人聞問。套句牛津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的說法，「主動的逃避者」（active complicity，即一九八九年已懂事卻宣稱自己不知的人）與「被動的無知者」（passive ignorance，即一九八九年以後出生且一無所知的人）通常只有一線之隔。儘管中共可說是大獲全勝，但它顯然依舊戒慎恐懼，對任何再小的公共紀念行為都風聲鶴唳，深怕有人玷汙了純淨的集體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