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黃仁勳緋聞中的共諜敘事，正中美國資本巨頭下懷

本週最具爆炸性的國際新聞，莫過於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坦承婚外情。一封公司內的公開信，將過去半年間全球流傳已久、黃仁勳與黃樂（Alice Huang）間過從甚密的故事連結起來，也將川普老早接到雙黃涉洩密的國安情資兜在一起，成為一組生猛鮮活的內幕故事。

就事論事，黃仁勳承認對妻子不忠，應承擔的是對家庭與公司的責任。但婚外情、商業往來與間諜活動，卻是三個需要分別證明的問題。尤其在台灣輿論，把它們壓縮成同一個故事，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推論與證據之間的距離。

11月8日，黃仁勳向員工道歉信曝光，輝達董事會同日宣布獨立調查，查明他是否成為外國情報活動的目標。董事會表示，目前沒有理由相信國安或公司機密已受損，並強調對他與領導團隊仍深具信心。

黃樂曾任新加坡資料中心業者Megaspeed主管，這家在AI界名氣響亮的公司，採購許多輝達設備與晶片。企業主管與供應商負責人見面，有充分的商業理由，共同出席餐會、接觸產業人脈，不但符合商業規則，就算拓展中國大陸業務，也是名正言順，怎能就此證明懷有情報任務？

當然，私人關係是否涉及利益衝突，應另行調查。但單就黃樂遊說黃仁勳發展大陸晶片生意，跟是否涉間諜行為，邏輯上不足以為證。

正常業務往來，可能成為情報活動的掩護；存在商業理由，也不能排除違法。反過來說，傳出緋聞與中國籍身分，同樣不能取代任務指令、資訊交付或資金往來的證據。這些標準對所有人應該一致。

此刻最需要的，是把三種關係分開查明，保留當事人回應與更正空間。證據不足的地方，就應明確留下空白，不該以影射方式含糊處理。

今年5月，知名放空機構Culper Research已公開質疑兩人關係過度密切。報告涉及晶片流向與企業交易，但並未證實婚外情，更沒有公開充足證據證明黃樂受中國國安部指揮。把早期疑點改寫成早已破案，不只是事後拼接，也是毫不負責的散布謠言。

10月底以來，美國媒體引述匿名官員報導美方監控黃樂，認為她向北京傳遞資訊。後續報導又指向一份機密備忘錄，稱她被中國國家安全部吸收。這些是值得查證的重大指控，但原始監控紀錄與完整證據，從未被公開。

新加坡政府10月31日的澄清尤其不能略過。星國否認曾有報導所稱關於黃樂情報身分的說法，也否認曾對她進行這類調查；對Megaspeed公司的調查雖然還在進行，但對公司調查與個人是否具間諜身分，不應混為一談。

中國否認指控，當然不等於指控已被推翻；美國官員透過媒體披露情報，也絕不等於外界已能獨立驗證。但緋聞、間諜與科技巨頭放在一起，確實很容易吸引人們的眼光。

對媒體而言，把這些片段放在一起報導，製造聯想空間，有巨大的流量誘因；對美方政界而言，中國滲透也容易接上既有「黃禍」論述。兩者即使沒有人刻意協調，仍可能相互放大證據力，讓本來只是「涉嫌」，逐步變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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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私德失守，可以接受批評；情報機關是否完成吸收，卻需要堅強的查證程序，而這個程序，不能交給收視率決定。

另個值得觀察的窗口，是輝達董事會的幾個最新動態。

今年1月20日，曾任史丹佛工程學院院長、教務長，及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主任的Persis Drell，辭去輝達董事及薪酬委員職務。

她曾與黃仁勳共事近11年，少了這名工程專業與管理能力見長的獨立董事，對黃仁勳與輝達董事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損失。

5月7日，董事會任命前高盛副董事長Suzanne Nora Johnson，7月13日生效，同時加入審計委員會。她具金融、法律與風險治理經驗，黃仁勳也在任命公告公開歡迎她。

這位以金融、法律與治理見長的新董事，曾在2018年擔任Intuit首席獨立董事時，接替Brad Smith出任執行長；2008年至2020年擔任AIG董事時，她也曾接替Peter Hancock擔任執行長。這位輝達新任獨董兩次從董事轉任執行長的資歷，讓黃仁勳可能被奪權的傳言甚囂塵上。

11月8日，輝達宣布由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外部律師監督調查，將這起婚外情的查核權交由獨立機制行使，但公告未公布完整成員，也未宣布移交黃仁勳的營運權。

黃仁勳並無不可動搖的股權保障。公司股東會文件揭露，今年3月他持股約3.58%，輝達也沒有讓他掌握過半投票權的雙層股權制度，若董事與重要股東對其領導失去信任，創辦人不無失去管理職位的可能。

因此，婚外情導致可能遭密謀竄奪的假說，有一條可以檢驗的路徑：國安指控削弱信任，調查擴及管理責任，再有人推動限制授權或安排接班。若有董事與資本集團事先協調，這起緋聞危機，便可能成為重新分配策略與人事權的工具。

董事會裡，少了一位工程專業的盟友，又多了一位對奪權富有經驗的董事，此時婚外情若再被渲染為洩密於共諜，黃仁勳一手打下的江山，成為資本巨頭餐盤裡的一塊肥肉，也不令人意外。

美國國安的懷疑論述，可能發生掠奪商業成果，近代史跡斑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徵收德國默克在美國的子公司。1919年，美國Merck發展成為獨立企業，與德國母公司分離，後來成為另一家製藥國際巨頭。

高盛的公司史，也記載其與雷曼兄弟參與戰後美國Merck的公開募股，證明了美國政府與金融業，在處分產業市場方面有絕對的權力。百年後，同為出身高盛的董事Suzanne Nora Johnson進入輝達董事會，是否正執行相同的套路，不免啟人疑竇。

拜耳的遭遇更直接。1918年一戰結束，美國以戰勝國處置拜耳，將拜耳在美國的相關資產與專利拍賣給Sterling。自此德國拜耳長期受限，打官司、付使用費，均不得章法，直到1994年花了10億美元買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利，德國拜耳才重新得以處分北美非處方藥事業與品牌經營。

阿爾斯通則遭美方的司法與併購交互脅迫。公司因跨國行賄認罪，同意支付約7.72億美元罰款；GE於2015年收購其能源與電網事業。法國國會報告大力質疑，美國域外執法被用於經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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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商業理由掠奪巨額商業資產，美經濟帝國殺手的歷史，提醒我們關注歷史是否正在重演。

TikTok案的爭議，更凸顯以國安要求改變美國業務控制結構的路徑。其後成立美資占多數的合資公司，字節跳動公司僅能保留19.9%。這些案例說明，法律與國安，能夠讓美國政府介入並重新分商業權力。世界排名第二、總市值達5兆美元的輝達引起美國資本巨頭覬覦，也是意料中事。

輝達本來就是美國公司，黃仁勳是美國公民，並非外國企業遭美國接管的同型案例，不過這並不影響美國這個根深蒂固白人至上的世界霸權，對出生於台灣的黃仁勳，有掠奪企圖的可能。

今年股東會文件揭露的3月資料顯示，黃仁勳受益持股約3.58%。輝達本身沒有保障他有過半表決權的雙層股權制度。他的公司治理權威，很大一部分來自創辦人地位、技術能力、專業判斷與組織幹部的信任。

要破壞這些基礎，把婚外情對象黃樂打成共諜，把黃仁勳的判斷力貶為一文不值，才有能削弱他在公司內部掌權的力道。

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安目標與資本利益，存在相互借力的可能。美國政府以國安理由，大可要求更嚴格控制技術流向，個別董事與股東也可能趁此危機，推動自己偏好的管理者掌權。

尤其新任董事Suzanne Nora Johnson今年5月已獲任命，7月加入，接班梯隊早以安排妥當，只在等一個適當的理由。此時發生婚外情（或兼有共諜）危機，若有人藉此要求交出營運權，或推動特定接班人，也是順理成章。

目前董事會仍公開表態支持黃仁勳，川普也稱相信他對女方涉嫌情報活動不知情。不過，這些訊息不能保證未來不會有變化。殺招步步近逼，架在黃仁勳脖子上的刀透著陰森的光芒，窺見其堂奧者無不冷汗直流。

台灣尤其沒有本錢看熱鬧。輝達台北總部已於今年2月完成地上權簽約，權利金122億元，規劃容納約4,000名員工。

輝達投資案，將讓台灣從「即將失去台積電」護國神山，一躍到可能「即將擁有世界頂級AI產業」的另一座護國神山。雖然目前沒有證據顯示，黃樂事件將使輝達撤案。但若調查衝擊管理穩定，海外投資速度、研發分工與人力配置，都可能重新檢視、另作安排。

站在台灣整體國家安全、AI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台灣維護輝達長期合作，確保頂級算力與台灣劃上等號，才是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方向。

黃仁勳一旦失去輝達，美國對AI產業的治理方向可能全然改變，屆時台灣可能不只失去AI產業的支點，甚至連台灣安全的戰略確保都成問題。

國內部分新聞媒體對黃樂案的報導，已直接使用「共諜」二字。渲染共諜來強化抗中保台論述，符合執政黨的短期選舉利益；事實上，把黃樂打成共諜，正符合了資本巨頭對輝達虎視眈眈的下懷。

對於黃樂案，政府官員完整發言比較保留：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說證據仍待釐清，現階段不評論；外交部政次陳明祺指自己手頭沒有證據，也沒有調查權；內政部長劉世芳表示配合國安單位偵辦。查辦不等於定罪。

令人悲觀的是，台灣政治語言與媒體流量競逐，毫不尊重事實與謠言的界線，萬一「眾志成城」把黃樂共諜弄假成真，成為國際經濟殺手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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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查明的案件將傷害實質投資信任，可能使輝達投資台灣規模縮水甚至撤案，甚至威脅黃仁勳的公司掌控權，而屆時台灣損失的，將不只是可見的經濟利益，還有關乎生死的國家安全，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