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跟蹤21年!研究揭密白色恐怖警局檔案 「思想言行生活起居」監控直至總統民選都沒停過

2019-03-29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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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基金會29日舉行第4屆言論自由日學術研討會上,政大台灣史博士生陳昱齊發表論文,談白色恐怖時期,跨越首次總統直選的「大牢」監控體制。(蔡親傑攝)

鄭南榕基金會29日舉行第4屆言論自由日學術研討會上,政大台灣史博士生陳昱齊發表論文,談白色恐怖時期,跨越首次總統直選的「大牢」監控體制。(蔡親傑攝)

解嚴,真能等於把「自由」還給台灣人嗎?1987年解嚴常被視為台灣民主化重要里程碑,然而1989年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就因主張台灣獨立被控叛亂、為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拒捕自焚;即便1992年中華民國廢除《刑法》100條叛亂罪,被稱為「台灣英文參考書之父」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柯旗化也被警方監控「思想言行」直至1996年—而今(29)日鄭南榕基金會舉行第4屆言論自由日學術研討會上,政大台灣史博士生陳昱齊發表之論文,便是爬梳警局檔案,道出這套漫長到跨越首次總統直選的「大牢」監控體制。

談起自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究竟是何時結束,陳昱齊說,雖然過去時間多切在1992年5月份《刑法》100條叛亂罪修正,但經爬梳警察局檔案,陳昱齊看到了發現比1992年、甚至比第一次總統直選更久遠的白色恐怖──台灣獨立運動者陳三興所受警方監控持續到1994年、從出獄後長達17年,被稱為「台灣英文參考書之父」、著有《新英文法》一書的柯旗化,更是從1975年出獄後被監控到1996年,被跟蹤記錄一言一行長達21年。

20190329-台北市民政局29日於台大舉辦「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蔡親傑攝)
鄭南榕基金會在29日於台大舉辦「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蔡親傑攝)

管制無所不在 出獄後才正要進「大牢」

至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監控」如何進行,過去曾有政治犯描述自己服刑時是坐「小牢」,有形的監獄與牆壁,服刑完畢出獄後則是進入「大牢」,變成進入一個無形的社會監獄,而柯旗化也曾出版《台灣監獄島》一書訴說心情──「縱使出獄回到社會上,對他們來講還是猶如在監獄、受到無所不在的管制。」陳昱齊說,而在他的論文,便從高雄市警察局檔案初步爬梳這套監控體系。

白色恐怖時期的監控體系,有針對政治犯本人、家屬、以及海外政治犯在台家屬。以政治犯本人所受監控來說,陳昱齊以台獨運動者陳三興為例,陳三興於1975年自台灣仁愛實驗教育所被釋放,出獄前獄方便發函告知高雄市警局此人要出獄、必須對其進行監控,而對陳三興監控單位是第7分局,即戶籍地。

政治犯出獄分「等級」 監控系統還有「義工」、「內線」

每個政治犯出獄後後都會被分等級,甲級乙級丙級,由基層單位建議分級後層層上報,而陳三興一開始被列為「乙級」,一份「乙級考管資料表」便記載陳三興一切種種,包括生活狀況、思想狀況、政治活動、安全顧慮、建議事項等,也因陳三興出獄後仍時常參與政治活動、台獨集會,在1991年被警局改列為「甲級」。這份表最初每個月都要填,隨著當事人出獄時間拉長,頻率也會拉到3個月、半年、一年以上。

20180716,促轉會首度進入「國防部軍人監獄」不義遺址調查,軍監內有題字回頭是岸的「獬豸」塑像,自白色恐怖時代留存至今。(促轉會提供)
白色恐怖時期,每個政治犯出獄後後都會被分等級,由基層單位建議分級後層層上報。(資料照,促轉會提供)

監控系統不只有員警參與,也有「義工」、「內線」協助寫「社會情報報告」提供予派出所,然而關於「誰是義工跟內線」這題,陳昱齊表示調閱檔案管理局的「社會情報報告」只能看見陳某某年某月某日去哪參加什麼活動、講什麼話,「內線」的名字在當代則因「個資保護」理由被遮掩。

政治犯家屬全遭列管 海外「叛國分子」家屬也難倖免

至於政治犯家屬,在家人服刑期間就已被監控。以1976年因為組黨遭捕的楊金海為例,陳昱齊指出楊是在5月被捕,1977年1月警總則核定列管楊金海家屬,除了超過70歲的老父親、未滿18歲的4個女兒未列管,到了1980年11月包括兄弟妻子長女全都被列管了,女兒滿18後也將遭列管,而這些家人被監控的情況包括「平日思想言行、家庭狀況、交往活動、政治背景、前科、違警記錄」等。

就連遠在海外的台獨人士、政府所謂的「叛國份子」,留在台灣的家人們也受到監控,入出境都會受到嚴格管制,每月也被填報「思想狀態、生活情形、社會地位」等情報。「國民黨政府雖然恨他們恨得很癢但無法繩之以法,只好對還留在台灣的家屬進行監控。」陳昱齊說。

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楊金海,在1976年因為組黨遭捕。(取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
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楊金海,在1976年因為組黨遭捕。(取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

談起研究發現,陳昱齊說第一還是「白色恐怖結束的時間點」。過去都切在1992年5月《刑法》100條修正、包括當今《促轉條例》亦是如此定義,但從檔案可發現陳三興被監控到1994年、柯旗化到1996年,都比這晚,可以從這些檔案反思白色恐怖時間點如何切割。

政治檔案的「內線」、「義工是否公開」?個資和真相難平衡? 

陳昱齊也從檔案「內線」、「義工」名字被如今檔案管理局遮掩的狀況表示,應去思考國家檔案裡「個人資料保護」跟「歷史真相探究、釐清責任歸屬」該如何取得評衡,目前還在審議的《政治檔案條例》便是規定要公開。

此外,陳昱齊表示自己研究初探從警總到義工內線的監控體制,但研究使用的是基層警察局檔案,更多問題要從調查局、國安局、警總檔案才能回答。加害體系呈現是一龐大工程,關於「義工、線民」的研究也還要再延伸。

點出轉型正義問題 北藝大助理教授:看不到加害者

對陳昱齊的研究,台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林瓊華感嘆,目前轉型正義最大問題還是:「我們會看到非常多受害者,但看不到加害者,或即使知道加害系統如何運作,我們不清楚加害機制怎麼進行,是哪些機構、哪些單位、『誰』一步步讓受害者到今天,推到把他輾碎……」

林瓊華嘆,儘管目前白色恐怖時期檔案釋出量驚人,頁數以百萬而記,但第一線基礎研究者到目前為止非常有限。儘管如此,林瓊華也認同陳昱齊研究「白色恐怖到何時才結束」之發現,並帶領聽眾思考:「真的嗎?白色恐怖在1992年就結束了嗎?表面上台灣是個開放的公民社會,我們以為台灣言論自由與民主進程走到這好像值得我們驕傲,但進入政治檔案分析我們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如果他沒有開放的話,我們都還不會知道……」

20190329-台藝大林瓊華助理教授29日出席「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蔡親傑攝)
台藝大林瓊華助理教授29日出席「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林瓊華在會中指出,轉型正義最大的問題就是「看到非常多受害者,但看不到加害者。」(蔡親傑攝)

監控系統龐大 政治檔案開放困難重重

而與會主持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回應聽眾對於檔案利用之提問時表示,就連某天他自己好奇在國家檔案系統搜尋自己的名字「薛化元」,竟也能找到監聽報告表,可見監控體系之龐大,但也造成檔案管理局編組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檔案量;也因檔管局人力不足查證當事人是否已經過世,變成調閱檔案時「看到人名就蓋起來」,也正是陳昱齊研究時碰到的困境──有受害者,卻不知道「義工」、「線民」到底是誰。

薛化元也提醒,關於政治檔案開放,並不是「複製一個國外的法就ok」,而是要思考可行性,否則檔案開放在台灣不用行政障礙,單單「執行障礙」就走不下去。

20190329-政大文學院薛化元院長29日出席「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蔡親傑攝)
政大文學院薛化元院長29日出席「鄭南榕&言論自由」學術研討會,表示曾在國家檔案系統發現監聽報告表。(蔡親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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