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臺獨」下重新認識家鄉：《重構台灣流行歌曲史》選摘（1）

臺灣人似乎相當喜歡「嘉慶君遊臺灣」，不同時代均有這個故事的各式版本和演出型態。事實上，大清帝國的嘉慶君根本從未到過臺灣，真正造訪臺灣的儲君，是日治時期大日本帝國的裕仁皇太子。作為臺灣民間傳說，「嘉慶君遊臺灣」大多源自說書人竄改「乾隆下江南」與「福康安征臺」的情節，其中有許多穿鑿附會的說法。

為什麼在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由國民黨政府控制的電視傳播媒體會頻繁推出這些連續劇？如果把第三章提及的、一九七二年雷蒙合唱團的愛國搖滾歌曲〈梅花頌〉一併思考，答案便呼之欲出。

一九七〇年代初，臺灣社會正處於風雨飄搖、內外交迫的困境中。內部有伴隨工業化所導致的農村崩壞、經濟快速成長所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以及知識菁英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日漸增高；外部則因美、日等大國開始與中國靠攏，臺灣在外交上節節敗退，甚至連聯合國的席位都瀕臨不保。

隨著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政府開始把政治打壓的重點，從共產主義思想轉移到臺灣獨立的主張，同時透過電視節目等寓教於樂的方式灌輸民眾，雖然遷移來臺時間不同，但本省人／臺灣人都是中國人、祖先原本皆來自唐山等觀念。在此，所謂「大家都是中國人」，其實就是在強調長居島上的「常民」，也是來自對岸的「前移民」。必須慎終追遠、認祖歸宗的「大中國／反臺獨」政治意識形態，便是當時許多臺語古裝連續劇的政治宣傳要點。

例如《嘉慶君與王得祿》的主題曲在一開頭，便以口白單刀直入地唱出「清朝皇帝嘉慶君，過來臺灣坐柴船」，其中隱藏著血濃於水、宣揚領土主權隸屬的意味。而《西螺七劍》更是在第一集，便安排近百歲且盲眼的阿善師交代遺言、要帶領弟子回唐山的開場戲，也間接強調所有臺灣人的祖先都來自中國，以及我們終將反攻大陸、拯救同胞等政治宣誓。

華視的《嘉慶君與王得祿》、《西螺七劍》，都有透過臺語宣傳大中國意識、反臺獨的政治意圖。而在一九七〇年代，這種類型的臺語古裝連續劇，其實非常之多。臺視的《金瓜石》、《阿公店》、《蘭陽風雨情》，以及華視的《鳳山虎》、《嘉慶君遊臺灣》等，在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具有類同的弦外之音。甚至，黃俊雄的《雲州大儒俠》中也曾出現「中國強」這個角色，以及〈中國強進行曲〉─唯一一首由華語演唱的電視布袋戲人物主題曲。

在大中國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嘉慶君與王得祿》與《西螺七劍》雖然也有濃厚的政治意圖，但嘉慶君等主角既然已飄洋過海來「遊臺灣」，其除暴安良、保衛家鄉等種種劇情，勢必都以臺灣為舞臺背景。換言之，劇中出現的人、事、地、物，反而都和這座島上長居久安的常民息息相關，「中國」只能以一種前提概念的形式存在。

在這兩部收視長紅的連續劇中，作為臺灣人之原籍地的祖國大陸實際上是身影模糊，幾近缺席。《嘉慶君與王得祿》與《西螺七劍》的內容主軸，只剩下主角們在臺灣島上剷奸除惡、抵禦外侮的情節，幾乎成為日本國民連續劇《水戶黃門》的臺灣版。 （相關報導： 我對的三個「異見」─清日皆贏者，原住民是輸家：陳耀昌《重返牡丹社》選摘（8） ｜ 更多文章 ）

一九七〇年代轟動全臺的電視歌仔戲和臺語古裝連續劇，其劇情都以中國歷史或傳說為主，且均使用臺語演出。兩者在表面上有許多類似之處，但實際上它們所含有的政治意識形態明顯不同。

電視歌仔戲在題材上常有才子佳人、兒女私情、婆媳糾紛或新潮武俠的元素，其政治意識形態較薄，但舞臺、背景、故事都以中國為核心。然而，臺語古裝連續劇除了小部分聚焦於兒女私情之外，其主要劇情內容都是忠孝節義、除暴安良、保衛家鄉。

雖然古裝連續劇往往強調「唐山過臺灣」的歷史、聚焦前人篳路藍縷的開墾過程，被賦予反臺獨的教化任務，但其場景卻轉到臺灣本土，時代也只局限在清朝，且劇中人物多為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反而提高臺灣常民文化的可見度。

如前所述，最為轟動的古裝連續劇主題曲〈嘉慶君與王得祿〉，其歌詞就像一部臺灣史地教科書，反而讓閱聽者在無形中上了一堂臺灣的鄉土課程。類似的，《西螺七劍》、《鳳山虎》、《金瓜石》、《阿公店》、《蘭陽風雨情》等，則分別以雲林、鳳山、瑞芳、岡山、宜蘭為主要舞臺，對於臺灣各地鄉土文化具有相當重要的提示作用。而對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教科書缺乏鄉土教育、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也尚未展開的臺灣社會，這些提示可謂彌足珍貴。

以《嘉慶君與王得祿》為首之臺語連續劇陸續登場後，臺灣作為本省人的家鄉，不再像先前望鄉演歌所描述的那般，永遠是一個令人日思夜念卻又回不去，一個令人懷念、擔憂、貧困又落後的地方。

當被放回歷史座標上後，臺灣各地撥雲見日，反而變得鮮活、且充滿自己的特色和典故。〈嘉慶君與王得祿〉的轟動，讓本省人得以從一個比較新的視角，來描述、觀看及謳歌自己的故鄉。

《嘉慶君與王得祿》與《西螺七劍》這種既符合政治正確、又有高收視率的連續劇，對電視臺高層而言是「名利雙收」。當然，古裝連續劇的劇情內容甚至主題曲，明顯往臺灣傾斜時，究竟是反臺獨或是觸發本省人的臺灣文化認同？這個有趣的問題，其答案應該不辯自明。

＊作者陳培豐，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曾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構臺灣流行歌曲史：常民／移民的競合交響與「臺灣味」的誕生》（春山出版） （相關報導： 我對的三個「異見」─清日皆贏者，原住民是輸家：陳耀昌《重返牡丹社》選摘（8）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