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國慶將至，教育部迫不及待對外釋放風聲，預告將在國慶期間端出校事會議的「重大改革」，宣稱要給全國基層教師一個「最有感的交代」。選在國家慶典前夕拋出利多，看似施政有為，實則是標準的官場現形記。這根本不是為了國家的教育未來，而是教育部長眼見校園亂象瀕臨失控，為了在內閣施政盤點與立法院新會期前夕為自己謀求政治生命的延壽，追求不被撤換的保命苟活之舉！
現在還企圖用一紙廉價的新聞稿向府院層峰繳交政治投名狀。殊不知，教育部一邊對教師工作權揮動整肅大刀，一邊又準備在十月二十二日展開全台巡迴「行政減量分區座談會」；這種一手凌遲、一手摸頭的兩手策略，正是繼續將全國教師尊嚴踩在腳下的極致展現。
翻開429會議紀錄：菁英傲慢催生的「考研機構」
翻開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全台巡迴「行政減量分區座談」的白紙黑字紀錄，教育部的「考研機構」真面目便無所遁形。
面對工會「全國一站式整合平台、新增即減量」的訴求，官方僅以取消生涯發展、本土語等末梢訪視「避重就輕」交差，對防杜業務膨脹的核心機制—「新增即減量（增一減一）」原則隻字未提；更荒謬的是，基層學校早已普遍使用通用文書系統，教育部卻獨斷專行，搞出一套中央獨創、疊床架屋的「貴族式填報系統」，不僅無法批次匯入，更強迫兼任行政教師在電腦前殺頭便冠、削足適履，把全校授課與超鐘點資料一筆一筆手動鍵入。
教育部從不自認政策粗糙，但為何推出的制度永遠千瘡百孔、陷入無休止的「滾動式調整」？說穿了，正是因為中央始終用高高在上的菁英思維在治理教育。官僚寧可大把砸錢委辦專案、請學者專家閉門造車，也絕不肯腳踏實地召開聽證會。 這種制度下的「滾動調整」，本質就是強迫基層學校充當「跑測試來驗證除錯的無償外包人力」。
面對「非教育業務退出校園、建立拒絕權」的呼籲，國教署竟「移花接木」將焦點扭曲為檢討課照鐘點費，對建立退出清單的要求裝聾作啞；面對專職行政人力與加班費、職務加給的財政訴求，中央更直接轉嫁地方，以「地方有預算」為由推卸責任，甚至讓關鍵的教師待遇調整在紀錄中全數蒸發。中央坐收數據美名、出事推卸責任，教育部實際上早已自我閹割為一個只搞閉門研究、以考核掐死基層的「考研機構」，根本不再是一個願意承擔行政責任的最高主管機關！
惡法圍剿下的獵巫：97%無效調查引爆的校園大失血
沒有達到法規層面的「結構性減量」，任何行政減量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實現。 檢視現行教育法制，正是這一連串結構性的惡法，聯手成為扼殺行政減量的真正兇手：
《「校事會議」辦法》與各類不當管教考核機制：直接扣合考績與去留懲處，卻建立了一套有罪推定的荒謬邏輯。校內的各項調查，前端以未通報重罰，強迫校方對任何事件零篩選，一律成案；後端調查委員卻倒果為因，預設「被通報進來就必定有問題」；調查過程中證據解釋嚴重傾斜，投訴者的單方指述被輕率採納，教師提出的合法管教佐證卻被視為狡辯，任由薄弱指證摧毀教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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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與《兒少權益保障法》：在舉證責任倒錯與無限擴大通報網目的失衡夾擊下，將龐大繁苛的準司法程序暴力移植進校園，卻不配置專業司法行政人力，強迫每週扛十幾節課的兼職行政人員通宵完成逐字稿，淪為廉價書記官。
《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高舉國際公約的「普特融合」大旗，骨子裡卻是「資源赤貧化、法律嚴刑化」的假融合。 面對兒少享有特教資源的權利，中央既不敢對拒絕鑑定與醫療的家長強制處分，更不願挹注足額的專職特教助理人力，直接將衛政與社政的公共成本，粗暴轉嫁由學校第一線無償吸收。這套法規將特教教師困在海量評估與報表泥淖中，同時將普通班導師孤身推上零防護、承擔極限暴力與法律獵巫的第一線；教育部刻意挑起校內普特人力的內部消耗，掩蓋國家制度性的怠惰與失能。
檢調辦案尚有專職公務人力支援，基層教師在這些法規結構的圍剿下，卻成了體制用來抵禦民怨、用完即丟的免洗衛生碗筷。
更殘酷的真相是：教育部堅持不廢除校事會議，骨子裡就是想留下一套零容錯的淘汰機制，對第一線教師的工作權進行實質上的「大清洗」。 官方高層或許還在為這套能輕易整肅教師的威權工具津津樂道，但官方統計數據狠狠戳穿了這場謊言：近兩年校事會議受理案件破千件，最終停聘、解聘率竟僅有悲慘的 2.3%。這意味著高達 97% 以上的案件，都是在用薄弱指證引發調查風暴，將全校兼任行政綁架在無休止的準司法泥淖中。
這套幾近不能容錯的清洗制度，實質淘汰的劣師寥寥無幾，卻以寒蟬效應嚇退無數優秀新血，直接引爆全台代理教師逼近兩成、偏鄉更飆破兩成五的師資大雪崩！在第一線人力全面淘空、正式教師瘋狂逃離行政的骨牌效應下，可承擔行政的人力分母急遽萎縮，留下的人實質工作負擔呈等比級數狂飆。 教育部一手製造人力浩劫，一手轉身兜售杯水車薪的「行政減量」，在失血速度遠大於減量速度的校園裡，這根本是一場無視數學常識、荒唐透頂的政治滑稽劇。
補助款扣款為要脅：逼基層含血吞淚的制度性壓迫
中央開支票、地方來買單；到了學校端，基層行政就成了被掐住咽喉的待宰羔羊。 教育部一手拿著「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當手段，動輒以扣減數千萬元經費當作要脅，一味地將專長授課率、研習時數等量化指標（KPI）當作唯一考核工具；地方教育局為了財政自保，只好化身為催表巨獸。
面對偏鄉師資崩盤、招聘無門的殘酷現實，基層行政在排課與填報系統中被逼得含血吞淚只能配合，在指標壓力下配合製造數據，去美化政績。在漂亮的數據掩護下，官方報表上根本無法呈現真實的缺師危機與行政大逃亡，反倒讓教育部得以在冷氣房裡繼續歌功頌德；更以扣款為要脅，無視結構性困境，親手設下「誠實反映就受罰」的體制陷阱，讓高層心安理得地驗收著完美數據，將減量徹底化為笑柄。
一手用法規清洗與考核將現場逼入絕境，這一切的背後，就是那位為了保住烏紗帽而機關算盡的教育部長。 面對外部民粹與政治壓力，他軟弱妥協；面對體制內的教師，他極限施壓。教育部長不論是向當權者拍馬屁，還是把校事會議改良當成個人的政治洩壓孔，通通都不是基層教師所要的——因為目的不正當，手段就絕不可能正確！當一項政策的初衷，只是為了替首長個人的政治生命打強心針，逃避下台負責的命運，那麼不論自以為對誰完成了妥協，仍然注定是一場對上諂媚、對下欺瞞的權謀，只會為台灣教育埋下更巨大的災難。
不廢除校事會議即無減量：在惡法上的改良，只是惡上加惡！
說到底，一位只求政治苟活的教育首長，端不出真正的改革；整套校事會議制度從根本上摧毀校園信任，在惡法上的任何微調都是「惡中之惡，惡上加惡」。
十月二十二日即將登場的全台首場巡迴座談，正是教育部慣用的工具：用沒有拘束力的座談來摸頭，再以動手術般的紀錄剪裁，打造「開會摸頭、事後剪裁、宣稱共識」的一條龍假象，藉此逃避發言列入法定紀錄、官員必須當場公開答辯的實質聽證會。 四月二十九日官方對建立退出清單的要求裝聾作啞，讓關鍵提議在紀錄中蒸發的證據歷歷在目。如果這場全台首發座談不敢把真正的行政減量列入實質議程，那不就是一場從頭到尾的公關安撫手段嗎？
＊作者為國中國文科教師，現任地方工會副理事長及全國工會理事。
